记得是1985年10月初，刚放完国庆假期上班后没几天，王明湘副馆长(时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作者注)告诉我，邓颖超邓大姐已经到重庆了，隔两天就要到红岩来。我心里十分高兴，充满了期待。因为1978年8月，我和王馆长在北京先后采访过邓大姐两次，最后一次结束时，邓大姐曾经拉着我和王馆长的手说：“重庆，我一定还会回去的。我还想回去再看看重庆，看看红岩!”

　　是啊，红岩、重庆，这个邓大姐和周总理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作与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个在邓大姐一生中留下许多艰难和美好记忆的地方;这个长眠着她母亲和周恩来父亲的地方;这个她当年曾经叱咤抗战政治舞台的地方;这个有着她许多战友和朋友的地方;这个她和周总理都十分喜欢的红岩水仙花的出产地……她怎能不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呢?

　　这一晃，7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和王馆长以及全体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邓大姐的到来。1985年10月，邓大姐终于兑现了她给我们的承诺。

　　重返周公馆 讲述当年故事

　　邓大姐是1985年10月10日到的重庆。11、12日两天，她在潘家坪宾馆听取了重庆市的有关工作汇报(此时邓大姐的身份是全国政协主席)，还会见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在渝的部分老同志，与大家畅叙了阔别多年的革命友谊，回忆了许多当年的红岩往事。著名的“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的故事，就是这次邓大姐在和当年南方局招待所所长杨继干共同回忆抗战期间红岩艰苦生活时说出来的。

　　10月12日，我得到通知，13日上午到曾家岩参加邓大姐重返周公馆的接待工作。记得13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赶到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我的具体任务是跟随邓大姐一行，负责记录邓大姐的讲话，因为按市里的规定，不准我们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大约9点50分，一辆考斯特面包车驶近周公馆门口停下，此时已81岁高龄的邓大姐在秘书赵炜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下车来，随行的有原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重庆市委副书记于汉卿和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等人。早已在此等候的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张莺、何冶和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邓菱、王明湘等人上前迎接。抗战时期，张莺曾是孩子剧团成员，与邓大姐已很熟悉。

　　我站在离邓大姐不远的周公馆大门边上，在我眼中的邓大姐，依然和7年前那个夏天她在北京家中会见我和王馆长时一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邓大姐走到周公馆大门口停步站住，慢慢地环顾大门四周，然后说：“六零年那次我没到这里来。”

　　原来，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邓大姐这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重庆，其实他们不知道，1960年3月邓大姐曾经回过一次重庆，我们红岩革命纪念馆里有照片为证。当时因为工作和时间关系，邓大姐只去了红岩村，没有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所以邓大姐在大门口感慨地说了上面那句话。因此，这是自1946年中共代表团离渝赴宁，邓大姐随之离开重庆40年后，第一次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层楼依旧，井院未变，触景生情，但却一切皆物是景非。睹物思昔，往事如潮水般涌上邓大姐的心头。

　　邓大姐边说边往里走，不时停下来指着墙上的照片和里面大小天井的房间和墙壁，回忆着当年的往事。她特别讲到了防空洞、餐厅、会客室和会议室等房间的情况。站在后院大天井的中央，邓大姐指着东面的高墙，幽默地说：“墙那边是国民党住的，皖南事变时那边天天有人骂，我们不怕。他们骂得很厉害，想把我们骂走，我们偏不走，赖着!”最后“赖着”两个字，邓大姐是用重庆话说的。我们不禁都被邓大姐的幽默逗笑了。

　　周公馆底楼的房间邓大姐都看完了。到这里来，她是重返故里，旧地重游，根本用不着陪同人员的解说，反倒是不停地给我们讲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补充着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关于周公馆的历史知识。我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着，生怕漏掉了她讲的精彩片段。

　　邓大姐回周公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来到底楼原工作人员的大办公室里，邓菱同志怕年事已高的邓大姐累了，特意拿来藤椅让她靠墙坐下休息，我们则围站在邓大姐周围。

　　邓大姐的思绪似乎被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到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都以为她就是坐着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看看。可是，刚坐下的邓大姐却兴致盎然地对大家说：“我现在给你们讲几个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有趣故事。”

　　一听邓大姐说要讲周公馆的故事，大家都十分高兴，急忙围站在邓大姐身旁。为了听得更清楚，我急忙上前一步，靠近邓大姐，把衣袖高高地挽起，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拿着圆珠笔，作好速记的准备。邓大姐思维清晰，语言幽默，谈兴甚浓，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