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当中药以现代制剂的形式被日益广泛地应用，时而发生的不良反应，使得不少国人忧心忡忡，“用还是不用”，成了公众甚至医生反复纠结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使西方国家理解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内涵，进而接受和使用中药，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高月研究员领衔的科研团队，充分吸收和运用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分析化学等现代科学发展的技术，历时10余年艰苦攻关，在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项目团队创建了中药早期毒性预测、毒性物质分析和配伍禁忌评价3类技术8种方法，并利用这一综合技术平台对临床易发生不良反应的7大类中药的安全性进行了系统研究，阐明了中药配伍理论的现代生物学机制，实证了“十八反”、寒热配伍、甘草“调和诸药”等中医经典理论。
项目的实施用现代科技回应了近年来涉及中药安全性的国际国内热点事件，使对中药安全性的认识更为客观和深入。项目建立的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平台加快了众多创新药物的研发进程，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中药造福人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浙江大学、解放军总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等7家单位科研人员组成的这个项目团队，也因此荣获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现代科技实证中药经典理论
几千年来，中医药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些经典理论，比如配伍禁忌。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高月团队从物质基础和药物代谢酶角度进行了研究。
以人参与藜芦这对“冤家”为例。科研人员首先研究了二者“不相为谋”的物质基础。藜芦的毒性成分主要是以藜芦碱为代表的多种生物碱，当人参与藜芦合煎时，这些有毒生物碱的溶出增加，而人参皂苷等有用的药效成分溶出却减小。当采用不同的药物配比、煎煮方法和时间时，毒性成分析出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改变配伍比例、煎煮方法和时间，对药效有重要影响。
中药的复杂性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研究发现，少量人参能加剧藜芦的偏性，使其毒性明显增强，过量配伍，则可以掩盖藜芦的偏性，促使其毒性减弱。更为神奇的是，当人参与藜芦以特定比例配伍时，毒性竟然完全消失了。
甘草调和诸药是中医的另一经典论断，但上千年来甘草调和诸药的科学内涵却始终是个谜。
高月团队从药物代谢酶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甘草通过激活细胞内的PXR受体，诱导人体产生更多的药物代谢酶CYP3A，从而加速中药毒性成分的代谢，这也正是为什么甘草可以“调和诸药”。
经过系统研究，高月团队从药物代谢酶的角度全面揭示了“十八反”配伍“反”与“不反”的生物学机制，成为国内最早、覆盖面最广的关于中药配伍禁忌的酶学机制研究。在解放军总医院杨明会团队的配合下，这些实验研究得到了有力的临床佐证，为合理用药提供了重要依据。
系统研究为现代中药正本清源
中药注射剂作为一大创举曾为传统中医药的创新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却也因为严重的不良反应，成为中药走向现代化的“滑铁卢”。以鱼腥草注射液为例，因其独特的抗菌效果，曾在2003年“非典”时期倍受追捧，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连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2006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类似的还有2009年的“双黄连注射液事件”。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中注射剂占70%左右。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研究成为日益紧迫的课题。
中国中医科学院梁爱华带领科研团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集中攻关。他们发现，鱼腥草、生脉等10种注射液过敏性特点与真正的过敏反应不同，为“类过敏反应”，也就是说并非由于人体产生免疫抗体形成过敏反应，而只是缘于药物本身的刺激，如果能够合理控制剂量、降低输液速度，完全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上世纪90年代，比利时陆续有100多人因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产生严重肾毒性，引发了国际广泛关注，对中药的国际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项目团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如果某种化合物能够有效地激活特定的药物代谢酶，就可以显著降低马兜铃酸类中药的毒性，进而提出了奥美拉唑与马兜铃酸类中药合用的临床建议。
我国传统药材中很多含有有毒成分，如雄黄、朱砂中含有毒重金属砷和汞。对于这类药物，国际上普遍以总砷、总汞量为标准评判雄黄、朱砂的毒性，将其列入药物禁用黑名单。我国医学界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但长期以来一直拿不出科学证据。由于类似的原因，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将70种中药列入黑名单，中药出口仅2001年就锐减1/4。科学评价方法的缺失成为影响中药贸易的关键问题。
为了化解误解和偏见，项目团队加强了毒性物质的基础研究。通过研究雄黄给药后脏器内无机砷和有机砷的分布和蓄积特点，研究人员发现雄黄砷在血液中分布和蓄积最高，揭示了其治疗白血病的可能机制。另外，雄黄中毒性大的无机砷在体内可以快速转变为毒性低的二甲基砷。科研人员进一步研究了量—时—毒关系，为合理确定雄黄的使用剂量和用药时间提供了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