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搭乘“中国龙”的顺风车，但是在安全防务上又依赖于“美国鹰”，这种模式不仅为澳大利亚采纳，也是不少东南亚国家的策略。

　　5月3日，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出炉，与2009年首份国防部白皮书不同的是，澳大利亚不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而是欢迎中国的崛起。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随着全球经济与战略形势的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形势与2009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和美国确立长期同盟关系还是和中国深化的双边关系，澳大利亚不必再进行选择。换言之，澳大利亚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希望扮演平衡者与协调者的角色。

　　吉拉德认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威胁，对澳大利亚而言，和平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环境以及最大限度合作的中美关系，蕴藏着巨大的利益。中澳关系在最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少媒体将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视为讨好中国之举，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审慎地游离于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要比一边倒更能够获得国家利益。对于澳大利亚的“示好”，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

　　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让中国大为不满，过分倒向美国的政策，使澳大利亚扮演了中美对峙的“前沿”，此后钢企的间谍事件给中澳关系蒙上了阴影。

　　但是，中澳经贸关系却持续增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备受打击，澳大利亚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扩大了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规模。澳大利亚的经济景气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紧密相连，中国经济刺激计划让澳大利亚资源型企业获益良多，不同程度地扩大了产能，而2013年必和必拓预期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而减少了投资与产能，中澳经贸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与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紧密相连，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获得贸易顺差达330亿美元。

　　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使中澳关系获得了“压舱石”，也为中澳关系的改善与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经济上搭乘“中国龙”的顺风车，但是在安全防务上又依赖于“美国鹰”，这种模式不仅为澳大利亚采纳，也是不少东南亚国家的策略。2011年吉拉德与奥巴马的亲密“拥抱”，更是彰显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两面性”，不仅强化美澳军事关系，而且还为美军提供军事驻地。很明显，澳大利亚刺激到了中国的神经，双方关系一度较为冷淡，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澳大利亚代表团的规格也非常之低。

　　这种冷淡的局面在2013年4月被打破了，吉拉德率领高规格的政府与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中澳签署了澳元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决议，并在4月10开始启动，澳元成为继美元、日元之后，第三种与人民直接兑换的货币。此外，吉拉德希望尽早举行中美澳三边军事演习，这一建议早在2011年的东盟峰会期间印尼总统苏西洛就提出过，但未被吉拉德接受。

　　吉拉德在4月的访华之行，透露出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已经发生微调，而5月份出炉的国防白皮书，更加印证了这一点。国防白皮书中认为，中国和美国是该地区和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因此，审慎有智慧的政治家会选择一种中庸之道，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地理位置而言，澳大利亚远离欧亚大陆，似乎可以保持一种“边缘”的地位，但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中，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价值得以凸显。在美国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转移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对日渐发展的中国而言，澳大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国所需，中国海军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不再“遥远”。

　　中国海权的发展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使澳大利亚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西太平洋一线的关键节点。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两洋”国家，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枢纽。中国外交与战略的一个焦点就是印度洋沿岸，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友好而稳定的中澳关系对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若中美澳三国军演及其防务合作能够开展，对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稳定与和平将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互动频繁绵密的大国关系而言，多边安全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中美澳三边关系的互动能否在太平洋上形成“稳定三角”关系，关键在于澳大利亚重新审视与界定中澳、美澳关系。

　　在中美澳“战略三角”中，美澳关系紧密而中澳关系相对疏远。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5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应该与其他国家阻止中国崛起的影响。双边信任度的“赤字”是中澳关系发展的潜在障碍，如何推进彼此民众的相互信任是重中之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希望澳大利亚继续积极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同样，中国也需要向澳大利亚说明自己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以坦诚换真诚。

　　面对大国崛起，邻国可以采取“制衡”或“搭便车”的政策，而澳大利亚似乎更喜欢搭便车。中国需要在周边有更多的朋友，如此，美国主导的轮毂结构就会为点对点结构所瓦解，中国将会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