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 德 张 军香港警方连日来致电多名“占中”行动的组织及参与者，要求对方到警署协助调查。这被一些人视为“秋后算账”。去年12月15日，随着最后一个“占领区”铜锣湾顺利清场，香港非法“占中”行动在历时79天后落幕，有关香港的一切似乎回到原点。然而，香港社会经此一役后已经元气大伤。“占中”期间，香港警队和前线警察一度成为当地及全世界媒体竞相报道的主角，“滥用暴力”“警权过大”—他们面对的责难可见一斑。《环球时报》记者日前采访数名香港警察，听他们讲述了那段艰苦日子的经历和感受。

“我在占中第一天的前线”

“(2014年)9月28日，我们在金钟维持秩序，被数千名示威者包围，对峙了足足八小时，这是我做警察十年来最难忘的一次经历。”现年31岁的警员阿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9月28日是香港非法“占中”启动的日子，自那天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泪弹后，香港警察一直被批评过分使用武力和选择性执法，即使各级警务人员不断强调是依法按理办事，但很多支持“占中”的港人不接受，令警察的民望下跌。不过，前线的警员却有另一番体会。

阿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并不反对“占中者”的要求，当天大部分“占领者”虽然很和平，但一小撮人的行为却不文明，造成很多冲突场面。

那天，金钟聚集了一些激进分子，不时有人向警察投掷杂物，存心挑衅。此外，也有一些人举起雨伞，与警员对峙，对警员造成极大压力。“当大批雨伞向着你，在你眼前移动，加上示威者一连串嘘声，我们的压力很大。”阿明说。

在警察与示威者对峙期间，阿明站在第一排防线。他曾苦口婆心劝一名女生先退到后排，担心万一出现混乱，对方容易受伤。但该女生拒绝后退。于是，他叮嘱另一名男生要保护好这名女生。双方关系尚算客气。在随后的70多天，阿明被派到旺角，眼见示威者变得越来越激进失控，甚至将警察看成敌人，阿明对“占领人士”也越来越失望。

“旺角占领区不时发生冲突。有一次，3名占领人士被数十名反占领人士包围。我当时在现场，立即劝说双方冷静，但没有效果。”阿明说，“最后，我将人数少的占领人士带上警车，带离现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但这时一名年轻人却批评我处理不公，声言要记下我的警员编号投诉我，令我一肚子火。”

持续长时间奋战

非法“占中”持续两个多月，身在前线的阿明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他没有放过假，身心很疲惫。阿明有两个孩子，平时他和妻子一起分担家务和负责子女的功课。在“占中”期间，他无法兼顾家庭，所有家务都得妻子负责。阿明说，他非常感激妻子对他的支持。

据统计，“占中”期间，香港警队共投入数万名警员。然而，《环球时报》记者发现，单是面对旺角随时逾万名的“占领者”，警力明显不够，加上示威者有强烈的对抗心态，许多警察疲惫不堪，甚至站着也能睡着。

香港《东周刊》去年11月的一篇报道说，香港警方为应对“占中”，早已部署名为“光明顶”的特别行动，但“占中”不论持续时间与“占领”范围皆超预期，前线人员只能“顶硬上”长时间执勤。该行动后勤支持总指挥吴淑芬说，“占领早期形势相当紧张，不少前线人员要长时间执勤，小休时试过随街坐下便睡，即使能在室内地方，亦只是睡在冷冰冰的地板上。我们即商议是否给他们毛毡之类的物品垫着睡，最后结论是瑜伽软垫会更好，大家便分头四出张罗。”

据报道，有机动部队警员为应付冲击警察防线的示威者，长时间全副武装跑来跑去，直至休息时，才发现腰间皮肤又红又肿并磨出多个水泡;也有警员接获妻子临盆在即的消息，却因正在前线工作，无法抽身赶往医院陪伴。

可是，部分市民依然把怨气发泄在警务人员身上。一名重案组探员经预约后，去年10月4日到观塘一家牙医诊所洗牙，办理完登记后，一名穿全套防护衣及口罩的男子走出来问：“你是不是警察？”他答“是”，对方便说“我不做警察的生意”，然后转身返回治疗室。

九龙塘一所小学的六年级教师，在课堂上只讲“占中”，并说：“哪个警察当天掷催泪弹，应该将催泪弹掷回他的家里。”老师还问班上哪位同学的父母是警察，最后有4名学生举手，使他们产生被老师和同学歧视的不安。

同时，很多前线警员常被在场不同人士拍照，导致容貌曝光，更有人针对警员发动网络“人肉搜索”。

各种裂痕需修复

“占中”期间，香港警察面对极大的工作压力。但对一些警察来说，如果警察和示威者是家人的关系，矛盾会突出。

五十多岁的警员杨先生家中有一个读大学的独子。从前，儿子对政治冷淡，只顾吃喝玩乐，但在9月28日的催泪弹事件后，他突然“醒觉”—是时候关心社会了，于是去了金钟，支持“占中”。从那一刻开始，父子俩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时展开骂战。

杨先生从警方的立场分析事件，强调警方职责只是维持秩序，保护市民，而且港人参加“占领运动”没有用，要求儿子不要参加。但儿子不听。有一天，杨先生气得大骂儿子，限他一天之内搬走。儿子毅然离家，至今未归。杨先生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是时候面对现实、修补父子关系了，但父子间的裂缝恐怕难以很快修复。

“占领运动”期间，除了正规的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也有赖不少辅警协助警局进行日常运作。入职超过13年的辅警阿余就是其中一员。39岁的阿余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一个月通常要抽三至四天时间做辅警，驻守荃湾分区。在“占中”那段日子，他需要不断加班，以协助警局的日常工作。

阿余多年来外出巡逻，一直与小区的街坊相处融洽。但“占中”发生后，他与街坊的关系却出现一些微妙变化，令他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分裂。“许多支持占中的市民视警务人员为坏人，每次外出巡逻，都会有人投以怪异目光，或者有人专门走过来，当着我的面责骂我是黑警”。阿余说，有时候，甚至会有人故意走过来围住他，作出种种阻挠和影响他执法的举动。

不过，有支持“占中”的港人，也有反“占中”的港人。阿余说，过去两个月，在巡逻途中，不时会有市民主动走向他，对他说出“加油”“支持”之类的话，甚至有市民送饮料给他。

卷入政治漩涡

“以往的示威、游行都是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人对骂，警察最多是横在中间，维持秩序，但这次情况完全不同，示威者直接和警察对峙，他们非法霸占道路，我们不但被他们辱骂，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更要驱赶其他反对占领的市民，这种情况很变态。我当差快30年，还从来没见过。”一名警员颇为感慨地说。

这名警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作为正常、有理想和原则的警察，看到‘黄丝带’(占中者)初期挑衅警察的行为，任何人都会觉得委屈，因为传媒只会讲警察如何打人、打击学生、执行政治任务等莫须有又无限上纲上线的指责，没有人说句公道话。”他说，“占中”初期，“占领者”拦住警察的送餐车，声称必须经过他们检查才能放行。“看到这个新闻，我难过得想哭，但这件事不仅没有影响警队士气，还让我们觉得要忍辱负重，向公众展示决心，我们自己抬饭，我们希望公众知道哪方做法不妥。”

由于“占领者”隔三差五冲击警方防线，面对“占领者”的侮辱和挑衅，成了前线警员每日的必修课。“这次的运动影响社会秩序，警察被迫介入，成为间接参与者，承受无形的压力。占领者不断洗脑、谩骂警察，希望我们发动‘军事政变’，但这是不可能的。”坐在《环球时报》记者面前的警员连连摇头，“他们以普选为诉求……这是不是迫使警察做出判断，比如变相认同所谓‘公民抗命’是对的？我们不能贸然清场，但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却要赶走反对占领的市民，我们竟然帮占领者做一些灭声的行为，这是什么逻辑？”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警方人士认为，这次“占中”还反映出香港媒体的生态极其不健康、不专业。“传媒一味寻找对立议题，加以渲染，而不是讨论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在民主派的洗脑下，年轻人都认为一毕业政府就要给房、给工作。”他说，在“占领区”听到16岁的中学生理直气壮地说政府如何不公、自己买不起房。“你有没有贡献过社会？有没有自己奋斗？”

去年12月11日，警方对金钟进行“全面清场”，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见记者时，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警队过去近80天的心情和境况。“真的是忍辱负重了几个月，主流传媒完全营造警察没有良心、偏帮政府的形象，然后不断打压我们。”不过他也讲了几个感到温馨的情景。比如有一次，他去诊所复诊，准备离开时，医生和他聊了几句。“医生说了一句话，当时我特别感动，他说，‘我们整个诊所都是支持警察的，我们都不认同黄丝带’。”他摸着头说，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香港有这么多理性的市民，“我相信每个人心中有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