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经验和人类担当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可以不追求最好，但要防止最坏。没有新型大国关系的引导，中美关系既无法追求最好，更无法避免最坏。

　　日前，笔者应邀赴美，走访了国安会、国务院、国会的主管中国事务官员，以及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小布什总统最后一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深入了解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克服三大隐忧。

　　隐忧一：中美身份冲突。美国决不愿做老二。中国崛起能否重新定义美国的身份和国家认同?这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隐忧。美国的爱国主义不能再以“不甘为老二”(second to none)为口号。中美应共同努力让“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与时俱进，使得美国从量和质上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变迁。与此同时，中国从未领导过世界，更没有打算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隐忧二：中美战略漂移。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导致中美经济相互高度依存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也塑造了中美战略稳定基石。如今中美关系存在经济脱钩、体系脱钩的问题。

　　一是经济脱钩。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经济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解决亚洲经济与美国脱钩、与中国挂钩的问题，能否解决美国亚太联盟与对华关系的问题?美国没有答案。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容忍底线在哪里?目前，美国对“一带一路”还不看好，或没看明白，将来呢? 二是体系脱钩。三大标志，让美国猜想中国是在国际体系上另起炉灶：一是金砖银行，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三是亚洲新安全观及新安全架构。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门罗主义。很明显，美国想多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一直在徘徊：是从经济向安全领域迈进，还是转而鼓励中国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

　　隐忧三：中美国内制约。思维惯性、官僚体系惯性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严重国内制约。

　　一是思维惯性。美国将中国作为挑战者，开始可能是应激反应或国内民族主义驱使，但久而久之可能成真。美国不希望中俄接近不只是出于战略疑虑，也担心俄罗斯让中国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美国对华战略。因此，美反复强调无意遏制中国。 二是官僚体系惯性。精英认识到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官僚体系与民众思维惯性，可能阻碍或误导精英决策，导致中美关系成为双方国内政治的牺牲品。

　　如何克服上述隐忧?首先靠中美精英，绕开国内制约，引导国家身份认同，凝聚新的战略融合剂。中国不操心美国内政，但事实却是，谁在管理美中关系上更有战略定力，值得中国关注。

　　新的习奥会晤即将展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选项，而是必然要求。正如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指出的，不管中美看法有多大不同，但“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历史悲剧的唯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