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贫困?“争贫困”?——精准化扶贫难题待解

　　为了落实国家“真扶贫、扶真贫”的要求，重庆市近年来通过贫困识别、差异化帮扶、动态化管理等方式，给予贫困户针对性帮扶，提高扶贫精准度，改变过去一些扶贫项目“扶强难扶弱”、“垒大户”的弊病。但随着“到人到户”精准扶贫政策逐渐增多，农民“争贫困”、政府部门扶持政策衔接协调不够等问题凸显。

　　针对具体致贫原因，提出“一对一”解决方案

　　重庆巫山县铜鼓镇青松村海拔近千米，土地贫瘠、生态恶劣。从2007年以来，村里已有70多户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陆续迁走。但对贫困户杨振远而言，搬迁可望而不可即。“我做梦都想搬出大山，但家里存款只有3万多元，在山下买个房子都不够。山上农民但凡有办法，都搬走了。村里几十亩地撂了荒，成了野猪的天下，一到晚上就能听到野猪拱食的声音。”

　　采访中，不少贫困户反映一个共性问题：在扶贫搬迁、产业发展等方面，一些扶贫举措“扶强难扶弱”，有的扶贫项目要求农民出资很多，真正的贫困户“享受不起”政府补助;有的扶贫资金甚至被用来“垒大户”，贫困户并未受益。

　　“为解决扶贫政策精准度不高、‘扶强难扶弱’，重庆探索‘到人到户’的扶贫举措，针对具体致贫原因，提出‘一对一’解决方案。”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说，精准化扶贫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好“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致贫原因进行帮扶”、“帮扶效果如何”等问题。

　　为使“到人到户”扶贫政策真正落地，重庆采取“三步走”的办法：一是搞好贫困户“建档立卡”，实现贫困识别。依托“建档立卡”，将贫困户姓名、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信息记录在案。二是将扶贫举措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实施有针对性的脱贫举措。目前重庆已确定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贫困户创办微型企业补贴、扶贫小额信贷等政策，使政府扶贫政策、资金能落实到贫困户身上。三是动态管理。对扶贫举措及实施效果及时跟踪监测，使已稳定脱贫的贫困户及时退出，应扶持的贫困对象被及时纳入。

　　10项政策精准帮扶到人头

　　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重庆实施的“到人到户”政策有10项，主要包括产业扶持资金通过现金、实物、股份合作等方式直补到户;对就读中高职学生的生活补贴、特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资助费用通过“一卡通”直补到受助贫困家庭;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等补助资金直补到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乡村旅游发展等项目补助资金直接向贫困对象发放等。

　　以正在实施的高山生态扶贫搬迁为例，重庆围绕“搬穷”和“帮穷”的目标，实施差异化补助政策：部分区县在落实市级每人8000元补助的基础上，再给予贫困群众1000元至2000元倾斜补助;国土部门减免搬迁户的建房土地使用费，扶贫部门对贫困搬迁户建房和发展产业给予5%的小额贷款贴息。通过差异化政策“打捆”，减轻搬迁资金压力，扭转贫困户“搬不起、参与难”的问题。

　　在重庆南川区高桥村马堡山高山搬迁安置点，记者看到搬迁户家门前都种着鲜花、柳树，庭院干净整洁，卫生室、文化室、休闲广场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以前一家人住在高山上，房子是土坯的，一下雨就漏;孩子上学，单趟就要两三个小时。”搬迁户刘孝华说，搬迁时政府补助了3万多元，加上宅基地复垦补偿，一家人只花了4万多元就搬进了120平方米宽敞明亮的新房，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与此同时，为解决扶贫资金“垒大户”问题，重庆还在一些区县探索将产业扶贫资金“折股量化，配股到户”，使贫困农户能参股加入合作社或农业企业，成为股东，分享扶贫产业发展收益。

　　重庆开县长沙镇齐圣村在专项扶贫资金扶持下，发展起了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对建卡贫困户，扶贫开发资金以2000元/股的标准“配股到户”，贫困户成了合作社股东。“以前村里发展扶贫产业，不少贫困户因为缺钱，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扶贫项目很难帮到真正的贫困户。”齐圣村支部书记熊尚冰说，扶贫资金“配股到户”后，贫困户也能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带动效应非常明显。去年村里猕猴桃产量7.5万公斤，总收入约有300万元。仅此一项，平均每个贫困户就能按股分红4000多元。

　　精准扶贫呼唤大扶贫思维

　　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相较于传统的整村扶贫和区域性扶贫开发，“到人到户”精准化扶贫尚处于起步阶段。基层反映，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扶贫政策，还有两个难题有待破解：

　　首先，随着“到人到户”扶贫政策含金量提高，贫困群众“争贫困”的现象开始凸显出来。虽然国家明确规定了贫困线，但农民人口数量多，且收入来源复杂，准确统计难度较大。但收入又是衡量农民是否贫困的关键指标，基层对农民收入一般采取估算的办法，导致贫困户难以精确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