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大的焦虑
养老金缺口、延迟退休、以房养老等新闻每每见诸报端，都会轻易撩拨人们的神经，引起全社会范围的关注。养老已与住房、教育、医疗一道，成为全民焦虑的话题。
导致焦虑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担心养老金是否将面临支付危机。目前，关于养老金缺口的数据有各种版本。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表示，2011年中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亏空为2.2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国民都背上1500多元的债务。这些数据令受众对养老金感到一些危机感。事实上，养老金缺口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 “缺口”、“亏空”的具体界定十分重要。
目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包括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部分地区将新农保、城居保合并，形成了城乡居民保险。各类社保都有其资金池，而新农保、城居保的规模较小，其支付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补贴。因此，“缺口”是指哪部分，这一点对结论大有影响。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按照是否计入了财政补贴、是否计入了历年积累基金，养老金收支的缺口在计算上也会有较大不同。而从时间角度看，当期与中长期的收支缺口，更是两码事。
在没有说清楚以上一系列界定的情况下，大谈缺口数据是缺乏实际意义的。但即便如此，受众情绪仍然被超出预期的数字所绑架，往往缺口越大，越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传播也更加迅速。
受众对网上缺口数据的盲信只是表象，其背后是弥漫于整个社保与民生领域的不安情绪，民众对养老金支付能力的疑虑和焦虑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与以上数据相比，来自一些其他机构测算的数据，则反映了相反的局面。
较为权威的数据是2012年8月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该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约1.85万亿元，全国新农保、城居保、城乡居保三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635.53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认为，从养老金当期缺口来看，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当年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抵不上支出所产生的缺口;第二种是加上财政补助，也抵不上支出而产生的缺口;第三种是以上两项再加上历年积累基金，还是抵不上支出的缺口。
2012年，中国有17个省级单位发生了第一种缺口，没有省级单位发生第二、三种缺口。贡森认为，这表明短期内中国养老金缺口整体可控，即使多个省份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在财政补助下，缺口都有能力弥补。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表示，最起码3-5年内，中国不会出现养老金的支付危机。
从长期缺口来看，中国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30年中国企业养老保险的隐含债务，相当于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8%左右，2050年这一比例将提高至60%左右。
与国际比较显示，上述缺口属于较低水平。目前，几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隐含债务都不低于GDP，有的甚至达到GDP的2-3倍。
值得关注的是，经合组织国家正在根据长期隐含债务的规模对养老金政策做出积极调整，其主要对策就是随着人口寿命延长，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中国在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改革措施后，养老金的支付能力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养老责任说
2013年9月的某一天，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悄然突破了2亿。
按照近几年中国每年新增超过60岁人口的数字来计算，每一天都有接近25000人进入到60岁以上老年人的行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快速发展。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并持续近40年时间。根据测算，2050年，中国职工的抚养比将从现在的3个职工养一个退休人员，变成1.5个职工养一个退休人员。
未来，我们该如何养老?
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包括丹麦、芬兰、新加坡、美国等多个国家，都面临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养老金支付压力沉重的困境。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问题更加迫切。
观察这些国家的政策路径可以发现，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
丹麦是北欧高福利国家之一，欧债危机以来，其高福利制度难以持续。鉴于此，丹麦政府规定从2014年开始，丹麦公民提前退休的年限，将逐渐从5年减为3年，其法定退休年龄将从65岁逐渐延长至70.5岁。此外，丹麦政府还减少了部分富裕人群领取政府养老金的金额。
在新加坡，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从2012年开始，新加坡规定雇主必须向符合身体健康条件的雇员提供为期三年的返聘合同，合同一年一签，实际上变相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
在中国，近两年来，延迟退休、以房养老等话题，之所以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居民养老完全属于政府职责，因此质疑政府是否在推脱责任。
强调政府对于居民养老的责任固然重要，敦促尽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改变现状的重要途径。但是，政府对养老问题只能承担有限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