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户”作为一个不被社会承认其客观存在的群体，由于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项权利，黑户们的整体素质也普遍较低，并且日益成为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隐患。

　　由于孩子的户口问题无法解决，单身妈妈刘菲(化名)，将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房山分局拒绝为其子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

　　刘菲与李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状态下生育孩子小杰(化名)，因无力缴纳33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小杰今年已经8岁，却仍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从孩子的出生证明，到孩子的就学，一路走来每一个环节上，刘菲都少不了要费一番周折，四处“托关系”、“找熟人”，即便如此，目前在小杰的学籍卡上，身份证号一栏是空着的。

　　由于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一个孩子出生后能否办理户口登记，需要各种证明，在一些地区，像小杰这样的非婚生孩子，连出生证明的办理也困难重重。没有出生证明，就无法申报国籍、户籍，无法取得公民身份号码，也无法证明婴儿出生状态及血亲关系。

　　今年10月，湖北省卫计委出台管理办法规范出生证明的办理，要求“各签发机构与管理机构不得以结婚证、生育证等作为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附加条件”。

　　事实上，原卫生部、公安部下发的一系列《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都指出，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需要查验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件，并没有将结婚证、生育证作为附加条件。但现实却是，像小杰一样的“黑孩子”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湖北修订管理办法的新闻，使得“黑孩子”再次受到关注。

　　“黑孩子”

　　他们是一群无辜的孩子，但世俗的眼光和制度的条款，为他们打上了不道德产物的烙印。非婚生子女是他们在法律概念上的身份，而在社会隐性的亚文化层面中，他们还有一个更加尴尬的名字——“私生子”。

　　2013年的隆冬时节，在刘菲的案子开庭审理一星期后，记者见到了小杰。从北京南站一路向西南，经过西六环和高速公路一连串的收费口，出租车在房山区青龙湖镇的几条小路上盘桓着找不到方向，导航信号也时断时续几经失灵，从老北京的概念上来讲，这里已算不上京城的地界，沿途景物也与普通的小县城无异。辗转找到刘菲家所在的小区，已经是晚上8点了。

　　刘菲一见面就开始向《新民周刊》解释：“真是不好意思，刚刚没回你的信息，今天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家门锁坏了，孩子回家进不去屋子，是我后来找人把锁撬开的。都没来得及给孩子做饭，让他自己去我姨家吃了。”从刘菲有些无措的语气中，记者感受出，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生活的确过得不易。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又岂止是孩子的户口?

　　一进刘菲的家门，小杰已经早早等在门口，看到母亲带了记者进门，又蹦又跳很是热情。这是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乍一接触并不能感受到他与其他孩子的不同。“阿姨，刚才我听妈妈说你走错路了，你是不是坐到青龙湖小学那边去了，我就在那上学，我今年刚上一年级……”和小杰的对话，就在这样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开始，直到记者在刘菲的指引下，找到电脑桌上的一张光盘，气氛忽然转弯。

　　事情发生时，刘菲正在厨房里炒菜，嘈杂的排风声中，刘菲从厨房中探出半个身子，告诉正在沙发上和小杰聊天的记者，在她的卧室电脑桌上，有一张媒体寄来的采访光盘，“前几天有媒体的人来了，采访完我之后，给我寄来了两张光盘，我没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问题，你帮我看看……”

　　不等记者回答，小杰已经从沙发上跳起来，把记者拉进了刘菲的卧室，拿起光盘很熟练地放进了光驱。光盘果然放不出来，小杰忽然说：“不看也知道，肯定是说我妈的事。”说这话时，小杰一扫之前的活泼好动，语气里有一种很难形容的负能量，是沮丧?是无奈?还是气愤?

　　“他们说我妈生我要罚款，要不就不给我落户口，罚款30多万，我妈没钱交不起，想卖肾……”小杰继续说着。当记者询问小杰，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小杰回答：“他们一直和我妈说，见面也说、打电话也说，我听见的。我觉得计生委和公安局的人真坏，我将来长大了想参加黑社会，报复他们。”这样的话从一个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8岁男孩口中说出，记者愕然，一时无言以对。

　　生存罅隙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实行户籍制度管理的国家之一，中国公民自出生开始，其人身的各项权利便与户籍紧紧挂钩，在身份认证被普及到生活中每个细节的今天，户口更是密切关系着我们的衣食住行。

　　现实中，户口关系到升学、就业、社会保障、居住等几大方面，具体到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孩子从上小学到小升初，以及之后的中考、高考甚至成年后的婚姻登记都无一例外需持有所在地的户口或临时居住证明，而其他的各项社会福利、银行业务也需要通过户口和身份证号实现与具体个人的对接。在火车票都需要实名认证的今天，“黑户”们更是面临着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户口已经成为了中国公民社会属性的重要体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