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黑色的大理石上映出纪念碑，上面铭刻着：1937年12月13日。 南都记者 高龙 摄

　　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烛光祭、守灵仪式、世界和平法会、国际和平集会，幸存者赴日证言……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显示这一主题日益受关注。

　　但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却面临着窘境。她到南京采访时，没有看到大屠杀遗址，却看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老房屋和老街景被拆除。张纯如观察到的事实，正映射了这场旷世灾难的命运：在公众视野中，它曾长期“消失”。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曾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

　　“老师不讲，教科书不提”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曾为舆论禁区。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说，战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尤其是对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进行攻击与诽谤。“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历史在日本国内被刻意封锁和淡化，直至70年代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仍是日本新闻出版界的禁忌。”

　　解放后30多年，南京大屠杀也曾在国内教育中长期缺失。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谈起南京大屠杀，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外公，一位没有经历南京大屠杀，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人。

　　上世纪70年代，吴先斌上小学。有一次外公带他去南京秦淮河洗澡。在石头城桥边时，老人说：“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杀过很多中国人。”年幼的吴先斌听了非常震惊，“外公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难道他说错了?可他是我最亲近的人啊。”当时，小学生吴先斌接受的抗战教育是小兵张嘎、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曾经缺失了，但民间记忆一直没有断过。”吴先斌觉得官方的修史不能表达全部情感，后来产生了创办民间博物馆的设想。2006年，他出资创办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收藏了2700多件文物。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也经历了没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育。

　　1963-1968年，经盛鸿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上世纪70年代末，他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他在南京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大学时代的经盛鸿接触到关于国民党抗战评价是这样的词汇：“一溃千里”，“望风而逃”，“降将如毛”。

　　1938年1月，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曾多次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后来情形渐渐发生改变。1948年11月解放区的光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抗战史讲话》，也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不过重点落在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在南京就采取逃跑主义，不战而逃。”1949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从“七七”到“八一五”》，则没有涉及这次浩劫，而是对比国共的抗战表现。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和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话》，“南京大屠杀”都没有出现。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这样写道，“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经盛鸿介绍，在学术界，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

　　屈指可数的异数是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1960年，由高兴祖牵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部分师生，开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历经2年，写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这部书稿直到1979年才获得刊印，是一本几万字的油印本，只供内部交流。

　　“当时高兴祖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困难重重，没有人理睬，没有人重视，查找资料困难，文章也没有地方发表。后来他想方设法把他的研究成果出了，但没有人理解它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多大。”经盛鸿说。

　　“南京好人”遭遇

　　南京大屠杀之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走了，但有20多个英、美、德等国的侨民留下来了，包括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外教。“这些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中立国人士的身份，力所能及地抗拒日军的暴行，为救助几十万难民做了大量贡献，被南京难民称为‘救命菩萨’、‘南京好人’。但在解放初‘反美、仇美’的思想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都被批判了。”经盛鸿介绍，抗美援朝时，凡是与美国沾边的都受到批判，“在这两个学校任教的美国教师，如魏特琳、里格斯等人，都被打成美国特务，或被批臭，或被驱逐，赶走之后还要批判。还让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员工交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