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时巡视组收到了大量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的举报材料。”中国人民大学一名教师对新金融记者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央巡视组在第一轮巡视中唯一进驻的高校，而蔡荣生也成为巡视组离开后第一个被确认协助调查的中层干部。

　　打开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的招生网站，一条标有“特殊招生”的导航颇为显眼。在10个门类的“特殊招生”中，作为蔡荣生被调查主要原因的“自主招生”也位列其中。

　　所谓的自主招生，是指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针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高校自行组织考试，通过选拔的学生可享受高考降分优惠。2003年，教育部在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中启动自主选拔录取改革后，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改革试点之一。

　　就在改革的这一年，蔡荣生出任该校学生处处长、就业指导中心主任。2年后，蔡荣生任招生就业处处长。至此，他开始了长达8年令人“艳羡”的招生工作。

　　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让高校根据不同省份之间的生源情况对招生计划进行动态调整，对于当年生源好的省份可以利用机动指标再追加招生计划。然而，事实上从诞生那一天起，自主招生就与权力紧密相连。

　　改革后，在招生规模控制方面，教育部要求部属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不超过5%。2006年，教育部规定“考生人数较多且生源质量好的高校可以有所扩大，各校应将其作为‘预留计划’的一部分单独公布，并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备案”。2012年，教育部对自主招生候选人数量设置了上限——规定“原则上控制在自主招生录取计划数的120%，最高不超过200%”。

　　翻开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计划，2006年规定“不超过5%，若生源质量好，可有所突破，由学校从机动计划中予以安排”，2007年规定“不超过10%”，2011年规定“选拔时重点向素质教育开展好、新课程改革推进快和采取考前填报自主选拔录取志愿的省份适当倾斜”。

　　从最初的定点学校推荐，到学生可自荐报名，再到针对县及县以下农村高中应届生的“圆梦计划”推行，2003年至2013年这10年间，学校对学生的选择权体现得越来越充分，走进这一“特殊政策”圈子的学生覆盖面越来越大。

　　一名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新金融记者表示，本科阶段学校每年的招生计划在3000人左右，但向各省分配招生指标之前会预留1%的名额用作机动指标。“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这1%的比例就是几十名学生，有很大的人为操作空间。”

　　有一位参加过人大艺术特长生考试的学生曾对外表示：“跟清华等其他学校不同，人大艺术生考试时，评委和考生之间是不拉帘子隔开的，评委和考生互相都能看得见。很容易有猫腻。”

　　“听说这两年人大艺术类的行情是‘100万’。”该学生说。

　　“学校和学院都有一定的补录名额，破格和补录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是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一位高校教师揭开了自主招生的秘密。

　　“补录过来的通常是最后到学院报到的，这些学生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该教师说，“而正常录取的学生都会在录取名单上显示，名单由学院院长签字上交到学校汇总”。

　　起底蔡荣生

　　蔡荣生贪腐一事昭然若揭，他的过往开始被一一拼凑。

　　公开资料显示中的蔡荣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集多种荣誉于一身。

　　1987年蔡荣生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而后2年在长春一汽集团任助理工程师。随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至2003年期间，他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组织、指导、管理、协调工作，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2年7月，蔡荣生被评为“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在那一次表彰大会上，教育部仅评选了5名直属高校获奖者。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蔡荣生还曾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奖。目前，能查询到的蔡荣生发表的论文有23篇，其中大部分都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身份发表，内容从信息安全、劳动力到文化产业以及高校专业建设，涉及多个方面。23篇论文中只有2篇蔡荣生不是第一作者。

　　“蔡老师每年都会到讲堂给毕业生做职业规划指导，每年他还会到其他高校做这类的演讲。”一位人大学生表示，“讲得很有感染力”。

　　在学生眼里，蔡荣生一直留着平头，给人的印象干练、有条理，“有一种能镇得住人的气场”。

　　可是，在人大老师的眼中，蔡荣生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种形象。

　　“他挺高调的，开着宝马，学校里最好的车就是他的了。手机也是用私人定制的那种。”人大一名教师向新金融记者透露。

　　该教师表示，蔡荣生不仅在学校里“呼风唤雨”，校外人脉也很广。“他比较豪爽，总参加一些商务宴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