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恐怖袭击行为有“就地取材”的新趋势，也让恐怖袭击的防范难度加大。“在恐怖分子发布的教材中，发现他们‘传授’在实施袭击时，可以随便使用手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恐怖分子不会教条到一定有枪支、炸药以后才实施袭击，他们进行袭击的方式往往是根据能够获取的工具和材料决定的。”李伟介绍。

　　随着各国反恐意识的提高和反恐措施加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形态和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异;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历次恐怖袭击事件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今年英国一名军人在街头被两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死，法国士兵在进行反恐巡逻时遭到割喉，与以往汽车炸弹式的袭击就有很大不同。”李伟说，由于我国对危险品管控严格，恐怖分子也会调整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例如在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主要使用砍刀，北京的‘10·28’事件则使用了汽车和汽油。这使得反恐难度大大增加。”李伟说，“但并不能因恐怖分子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粗陋’，就否认这些事件的‘恐怖’性质。”

　　对待“恐怖分子”严阵以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决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并希望上合组织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上合组织反恐的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的考验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

　　中国各地警方已经形成便捷高效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和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首都北京周边，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省区市已经与北京形成稳固的区域警务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护城河”工程，防止危险因素进入北京;经过多年磨合，北京城已经形成从市界到中心城区的“三道防线”，进京主要路口、主要环路等构成了闭合的环形防控网络;在城市中心，有专事反恐的特警“蓝剑突击队”、能够实现空中支援和监控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全方位覆盖城市的警察和治安志愿者巡控网络。

　　事实上，“10·28”事件，也体现出中国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立即对核心区域采取社会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临时管控，当本刊记者在事发半小时后赶到现场附近时发现，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公交、地铁并未因这起袭击事件而出现拥挤、人员滞留、治安混乱等继发性事件。

　　而事件发生后，现场勘查、灭火救援、现场清理、案件侦破等各项工作同时交叉并行，高效有序。仅一小时后，长安街东西双向交通恢复。两小时后，天安门地铁站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和晚上，游客和行人的参观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事发后仅一小时，北京警方即发布了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效防止了各种谣言和传言，让外界了解案情和工作进展。案发十余个小时后，多地警方协作，即将其余涉案嫌疑人抓获，消除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必须重视的是，由于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现代恐怖袭击很难彻底防范。在李伟看来，在反恐领域要追求“完美”，关键应是“早发现、早预警”。“最关键的是反恐情报的搜集、研判，反恐情报信息网络的完善和搭建。”梅建明说。

　　李伟提出，应完善国家反恐立法。“反恐立法，可以为反恐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反恐，统一反恐防恐的认识和措施，可以防止一些防范薄弱的地区被恐怖分子利用和渗透，也可以保证反恐部门对一些试图实施恐怖袭击的活动有更大的防范打击空间和力度。”李伟说。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各类矛盾问题普遍存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纳入反恐的大框架，不要让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借口和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李伟说。

　　这一诉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针对公众对“10·28”事件可能导致效仿行为的担忧，李伟认为：“恐怖分子处心积虑地思考用任何一种方法实施袭击，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具。反恐防恐的眼界要放得更开一些，不要局限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采用的手段，不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发现恐怖行为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