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注意到，2010年至2013年，上述被举报的县领导子女陆续进入江永县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

　　黄昊、李道乾在2012年同时成为了县民政局的新员工。现在，黄昊是婚姻登记员，李道乾的岗位，在与县民政局同一栋楼的社会救济局。

　　“黄昊是工人，就是普通工的编制。”曾在2000年至2002年担任县民政局副局长的黎锦秀告诉记者，黄昊大学毕业就在外面工作了，工人是不需要考试的，“县里面可以统一调回来，照顾一下。”

　　江永县民政局2012年共从外单位调入了三人。除了黄昊、李道乾之外，还有一名张姓女青年。2009年，她通过考试进入江永县文化馆，因扭到腰部难以继续从事艺术工作。县民政局知情人士称，她的亲戚以前是县委组织部的干部。

　　记者对比民政局一楼公示牌上的多份医疗保险缴费单发现，上述三人进入民政局后最早缴纳医疗保险的时间是2013年。

　　聂嫔不愿透露自己进入县生态能源局的时间。与她同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称，聂嫔是在2010年前后来的，现在聂嫔“分管办公室”。

　　记者发现，在2012年4月印发的干部通讯录中，与唐昊一样，此时聂嫔的职务已是“办公室主任”。

　　同样在进入行政单位一两年内即任办公室主任的，还有县人防办的一名唐姓女生。据悉，她毕业于长沙一所女子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父亲是县人大干部。

　　记者从上述县领导子女的多位上司处获悉，他们的编制均为事业编制。

　　“听说有县领导子女安排进来，心里肯定不舒服。”江永县某局一位副局长说，在局里开会之前，他对人员调入一事并不知情，“凭什么县领导子女可以安排，我的子女不能安排?老百姓的子女不能安排?”

　　“有时很想批评，但考虑到对方是县领导的子女，所以没有开口。”某位官员子女的上司称，有几次，县纠风办查岗时发现这位“特殊的员工”没有在岗。

　　不过，并非所有上司都对这些官员子女感到不满。江永县民政局一位张姓副书记告诉记者，黄昊的日常工作表现“很不错”，“对来登记结婚的对象态度很好”。

　　他同时认为，李道乾所在的社会救济局“是整个民政局最辛苦的地方”，但李道乾在下乡、电脑技术等方面“做得很好”，“这样一个年纪的小孩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看中他了。”

　　“我这真的是人手不够，工作压力太大了。我很喜欢上面给我人，特别是年轻人，我都喜欢。”张副书记说。

　　当被问及是否知道调入者都是县领导亲属时，他表示：“这个是有一点，但也不是绝对那个。我认为，他们调过来以后还是起到了一点小作用的。”

　　内部人士呼吁上级前往“原单位”调查

　　在原江永县交通局副局长熊国剑看来，县领导为子女安排工作的，远不止网帖举报的6人。

　　记者注意到，被举报的6人中，有3人的“原单位”来自回龙圩管理区的部门。

　　多位江永县官员告诉记者，回龙圩管理区原是江永县下辖的回龙圩农场，后来升格为县级单位，因此，有不少干部与江永县关系密切。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被举报人的“原单位”，除了回龙圩管理区，还包括永州市新田县、冷水滩区等地。

　　包括熊国剑在内的江永县多个单位的负责人表示，江永县并不大，某某县领导子女是怎么长大的、有没有去外地工作，大家心里大多都清楚。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县领导子女的确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外县的单位，那么，为何他们可以轻易地调回江永县?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县领导子女?”熊国剑说，比如，他有一位亲属在外地一家国企工作，如果想调回江永县行政或事业单位，“比登天还难”。

　　事实上，无论是行政或事业单位的本地还是异地调动，此间程序都相当严格。

　　江永县一位熟悉人事政策的官员告诉记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家行政或事业单位想招人，必须先将拟增加的指标、理由等内容上报给县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随后，县编办与县委常委会、组织部、纪检、财政、人社等部门一起讨论，制定出招考方案并向社会公布。

　　“目前，江永比较缺的是专业技术类人才，因此许多单位上报的增加编制申请都是这类的。”这位官员说，近年县里也会直接去985、211工程高校招募应届毕业生。

　　熊国剑感到疑惑，既然程序如此严格，为何依然有年轻人能够在一两年内得以调动?如果此间存在假档案，会有多少部门牵涉其中?

　　多名被举报官员子女的上司向记者确认，这些官员子女转来的介绍信等材料、手续都是齐全的。另有不少于3位科级干部称，上述县领导子女进入现单位，“是经过县里面开会研究的”。

　　然而，对于何时、如何进入现单位等问题，多名当事人及父母并不愿意提起。

　　“核实情况为什么要通过我们本人呢!你去找组织上的人，不能找本人，你懂不懂?你还懂不懂法律?懂不懂纪律?!”一名县纪委原副书记在电话中这样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