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