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人往”的八宝山殡仪馆里安静肃穆。早晨6点，在5具需要整容的遗体前，杨薇薇换上粉色护士服，摘下团徽，别上党徽“七一”前夕，她入党了。在杨薇薇之前，北京没有女子整容师“杠房”这一行，自古就没有女人敢染指。

　　科班出身的“入殓师”

　　死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死亡对她们来说，却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杨薇薇2011年来到八宝山殡仪馆，第二年赵荻、曲杰来了。三个女孩都是北京人，今年都只有24岁，同样毕业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仪与管理专业，杨薇薇比她俩早上学早毕业一年，得以成为行业第一人。去年底，三个女孩组成了八宝山“青清女子整容室”。

　　在杨薇薇之前，老“杠房”行业没有女人，更别说科班出身的女整容师了。甚至短短30多年前，八宝山也几乎没有整容师，人拉来直接火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命愈加尊重，也愈加重视告别生命的仪式感，于是就有了第一代遗体美容师。

　　人的思想进步真快。再往后，逝去的年轻女孩通常不会穿寿衣，要换生前喜欢的新衣，因此家属在意起整容师的性别来。八宝山殡仪馆主任曹丽娟告诉记者：“很多女性逝者的家属提出来，能不能安排女整容师为我们服务。有些女逝者需要清洗、防腐、换衣。这个时候殡仪馆有女整容师就显得更加人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慰藉了活着的人。”

　　大三那一年，杨薇薇从社工专业转系到殡葬专业。赵荻是翻招生目录时，这个职业硬生生地闯进了她的眼里。而曲杰是父母支持她：“冷门，好找工作。从事这一行这一生都踏实。”

　　盼着引入3D打印

　　杨薇薇每天要为五六具遗体整容，几年下来已为近万具遗体整容。给遗体整容没有时间标准，短则20多分钟，长则几天。有些逝者是自然死亡，涂上一层柔柔的淡妆就不再变得“冰冷”，人也显得精神很多。有些人是因为高坠、车祸、火灾、溺水甚至刀砍而亡，整容的时间就会长很多这样的遗体三个女孩几乎每天都会看到。

　　杨薇薇整容的第一具遗体是一位被肢解的母亲。她用了一整天缝合这位不幸的女性。曲杰遇到的第一具遗体是因汽车自燃烧焦的人，遗体一请进来，工作间里满是烧煳的味道。她用两天时间为这位逝者拉直躯体、重塑复形，最终让他恢复了生前原貌，“安详”离去。

　　都说是人选择了职业，其实也是职业挑中了人。大学同班40多人，从事这行的没几人。“就是因为他们胆儿小。其实我们也胆儿小。一个人都不敢走夜路，也从来不敢看鬼片。”三个女孩都这么说，“但工作起来，家属在外面哭声一片，等着、盼着见这最后一面，也就忘了害怕，心里想的只有工作。”

　　三人有时一起逛街、看电影、下馆子。下馆子的时候，她们会无意识中谈起上午整过的遗体，说自己是使用了什么新技术才把逝者的头补上去的，再热闹的邻桌也会瞬间安静下来……看电影的时候，她们更关注演员脸上的伤疤。杨薇薇说：“既然电影化妆师能把伤疤做上去，我们也应该能把刀疤遮盖起来。”她甚至去买演员化妆常用的皮蜡和酒精胶。而赵荻更古灵精怪：“现在不是有3D打印了吗?我们就盼着赶紧投入使用呢。这样面目全非的死者就不用我们照着照片‘塑’脸了。打出一张，贴上就直接能用了。”

　　她们从不给自己化妆

　　由于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遗体化妆，所以三个女孩从不给自己化妆。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无数的哭声，她们听了也跟着哭，最初这些哭声还会跟着她们回家直至上床睡觉……看尽了生离死别，她们不敢把死亡往自己身上想。“有些老人的儿女不孝顺，老人的指甲和头发都很脏。有的老人还没入殓呢，儿女在外面就因为分家产打起来了。这时候我就想(老人)还不如死了呢，死亡是一种解脱。”赵荻说。

　　而曲杰说：“就担心父母生病，父母感冒我都害怕。我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回家陪父母。我从来不觉得他们变老了。他们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杨薇薇孝顺父母的方式就是“上交工资卡”。说这话时，她做了一个恭恭敬敬的双手上交的动作。

　　每一位逝者对于这三个女孩来说都是第一次见，不是仅靠一张遗像就能完成遗体整容的。“容貌不可能跟生前经历无关。因此我们会格外留心死亡证明上的任何细节，让整出的容颜更符合逝者生前的审美”。最后，她们还要站在家属告别时站的距离，再检查一下整容化妆的效果。

　　“做遗体整容这一行最怕的不是死者面目全非，而是家属说‘不像’。很多人病了很久，都脱相了，整好了家里人反而不熟悉，说整得不像。你不能跟家属微笑，也不能跟家属吵架，他们也不听你解释我们必须忍。”赵荻说。

　　逝者家属的圆梦人

　　全北京每天有600多人因各种原因走向生命的尽头。每当整容室又推进来一位逝者时，大伙儿都盼着是喜丧。寿终正寝的老人去世时脸上挂着笑。整容师不会刻意去遮盖逝者脸上的老人斑，那是生命的象征。“向死而生，你会发现死亡真的很残酷。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杨薇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