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贤。资料图片
肇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系统研究借鉴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方式和举措，对正在深化金融改革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瞻价值。
今年8月至9月，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一行专程赴美国学习考察美国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方式、监管办法和系列举措，并对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日前，围绕对美国金融风险处置经验借鉴、中国如何更好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陈云贤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
到美国学习进修的目的
这次中组部送我们一行四人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为期6周，我主要是探讨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体系等领域。
我将调研题目确定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处置方式、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与发展”上，以此鉴示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升与完善。
借鉴美国处置金融风险的经验
我认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是金融风险处置工作进行的基本前提，健全的组织形式和长效机制是做好金融风险处置工作的现实要求，市场化处置方式是降低金融风险处置成本、提高处置效率的可选路径，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妥善处置金融风险的核心所在。
最后，要加强金融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从而真正有效处置金融风险。
谈应对危机
多管齐下法律护航
美国经验
南方日报：您曾数次到美国著名学府学习和进修，这次您在耶鲁大学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同以往的进修相比有哪些特点？
陈云贤：这次中组部送我们一行四人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为期6周，我主要是探讨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体系等领域。这次学习的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很有针对性，可谓“量身定做”，效果很好。
根据我的分管领域和关注方向，我将调研题目确定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处置方式、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与发展”上，以此鉴示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升与完善。
在美国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材料，并带着研究问题和学习体会，专门拜访了制订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美国参议院法律事务负责人Senator Chris Dodd等12位资深金融学者和法律权威，深入探讨了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处理方式，以及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通过调研学习，一共形成了三份中英文研究探讨的成果，收获颇丰。同时，我也在不同场合向美国友人介绍了中国和广东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反响热烈。
南方日报：根据您在美国的学习考察体会，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是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的？
陈云贤：自2007年次贷泡沫破灭并引发美国住宅抵押投资公司和贝尔斯通公司等重量级金融机构相继宣布破产保护或陷入财务危机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全方位、迅速的救市举措，逐步稳定了局势。
首先，参与金融危机处置者众多，主导者包括美联储、联邦政府财政部、美国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国会。次要参与者有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例如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以及联邦政府的代理机构等。
危机之初美国政府先从货币政策着手处置危机，当美联储采取市场化运行的传统货币政策无法满足稳定金融体系的需要、在金融市场自行发展和自我调节因素失灵、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之际，布什政府及时采取政府干涉手段，以财政部为主导，出台以政府直接投资和援助主要金融机构和部分大型企业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稳定金融体系，振兴经济。
奥巴马就职后，除了继续执行布什政府的援助计划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和坚强监管，财政政策执行大幅快速减税和扩大赤字化开支，刺激经济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立法形式，为处置金融危机、促进金融稳定和振兴经济，及时立法，提供完善法律环境。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协调美国国会分别签署通过了《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2008经济振兴法案》、《2009经济振兴法案》、《2009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以及1929年大萧条之后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之一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等多部法案。
次贷危机的应对过程折射出美国政策运用的灵活性：当市场自我发展和调节失灵、出现危机时，美国政府采取法律形式干涉并加强管制，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待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并为适应和满足市场的需求时，政府会以法律形式再次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促其发展更上一层楼；但同时美国政府也做好以新的法律形式，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和应对下次金融或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
谈
完善法律法规是风险处置前提
经验借鉴
南方日报：美国推出一系列处置金融风险方式的经验中，哪些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陈云贤：我认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是金融风险处置工作进行的基本前提。它包括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职能在行使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融合与协调统一，允许中央银行在紧急情况下，采取非传统货币政策，提高流动性，同时赋予其更多监管权力，稳定金融市场；构建包括差别准备金、逆周期资本要求、前瞻性拨备要求等在内的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以及以联邦立法形式，制定更加严格的包括对额外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大额风险暴露等的监管标准，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等。
健全的组织形式和长效机制是做好金融风险处置工作的现实要求。除了美联储与财政部外，科学设计的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成为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综合处置平台，维护了公众信心，促使了金融体系总体保持稳定；着眼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长远目标，重新整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重金融监管体系，以立法形式，强化执行措施，明确各自监管分工和风险防范所承担的责任。
市场化处置方式是降低金融风险处置成本、提高处置效率的可选路径。它包括建立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共担机制，损失首先是股东承担，其次是债权人；高管层要承担经营失败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减少对公共救助资金的依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建立恢复和处置计划；政府以市场公允价格出资援助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以股东或债权人身份在公司董事会和治理结构层面委派人员（而非全面接管和“国有化”），以市场价格在金融市场稳定后选择退出，还权于市场，等等，从而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市场化有序处置的机制。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妥善处置金融风险的核心所在。它包括处理好促进行业发展与加强保护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强化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产品的监管；从政府“隐性担保”发展为显性保障机制，达到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
最后，要加强金融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从而真正有效处置金融风险。
谈
建议成立中国储蓄保险公司
金融改革
南方日报：有观点认为，在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混业经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分业经营的思路？
陈云贤：在1929年股票崩盘和经济大萧条后，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定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并成立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此后美国金融相对稳定发展了几十年。
1999年后，美国再度放开混业经营，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未能就次级抵押债在银行（提供贷款）、证券（贷款债券化）和保险（购买债券或为债券提供保险）解决和规避好利益冲突也是导致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中国来说，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确定了中国金融体系监管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继成立，完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的组织模式。
我认为，中国应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监管道路。从时间上来说，中国实现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体系还不到十年，尚待总结、提高与完善；从业务上来说，商业银行有《巴塞尔协议》提出的资产负债比率以及资本充足率作为参照实施监管，而证券业、保险业及其衍生品种欠缺监管标准，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与形成。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成长中的中国金融市场更需要金融“防火墙”。
南方日报：在坚持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背景下，为更好地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您认为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还有什么完善的空间？
陈云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应该扩大、提升与完善其职能。不仅要履行货币供应、流动性调剂、外汇事务等专项职能，还应扩充其对银行、证券、保险市场的一定调剂与监管职能，包括对中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的延伸调节与监管，并借此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在“一行三会”框架下的主导、核心地位。
中国应在现有“一行三会”的框架下，迅速建立相关辅助金融监管机构，以全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比如成立中国储蓄保险公司，像美国的FDIC（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一样保护投资者与消费者权益；比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掌控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有效调剂银行、证券、保险投资市场的稳定发展。比如成立国务院直接隶属的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除“一行三会”成员出席之外，可以扩大至一定的省份领导和专家参与，以形成国务院金融事务、金融决策与金融风险防范的领导机构，等等。
南方日报：结合这次考察经历，您对进行中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还有哪些建议？
陈云贤：中国应更加注重金融法制建设与组织完善，构建市场化的金融风险承担和损失弥补机制。它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在行使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融合与协调统一；构建包括差别准备金、逆周期资本要求、前瞻性拨备要求等在内的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制定更加严格的包括对额外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大额风险暴露的监管标准，加强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等等。
另外，我认为市场化处置方式是降低金融风险处置成本、提高处置效率的可选途径。同时要加强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从而真正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处置金融风险。
最后，我建议借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过程，中国应抢占先机，带头组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提高中国在亚洲经济事务的话语权，促进中国经济金融不断发展。（记者 贾肖明 高国辉 见习记者 丁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