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捡”三四名流浪少年儿童，广州儿保中心迎救助高峰期，孩子们却说：可不可以不要送我回家

    暑假，对于很多孩子而言，意味着不用早起上学，没有写到瞌睡的作业，跟小伙伴聚会、玩耍……

    但对于另外一些孩子，在这些个本该属于快乐的日子，接触到的却是欺骗、伤害、流离失所、有家难回。

    “每年暑假，都是救助流浪少年儿童的高峰期。”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下称儿保中心）主任何国斌告诉新快报记者，暑假期间，儿保中心救助的未成年人会比平时增长30%-50%，每月增加30-40人，平均每天就要救助3-4名少年儿童。

    这些孩子以初中生为主，大多来自离异家庭，或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他们怀揣着一个简单的念头，不和父母、长辈打声招呼，就自信满满地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熟悉的人。

    “早期在广州街头发现的流浪少年儿童，以被拐卖、被犯罪分子操控胁迫的情况居多；但这几年，自发出走的未成年人却有所增加。”走出家门的他们看似漫无目的，可和他们接触，却发现他们寻找的往往只是朋友，或是和在朋友们一起毫无压力、微笑的时光，又或者只是一个让父母们会为之骄傲的机会……

    也许，小小的他们离开家去寻找的，只是一份本应属于自己的爱。

    1

    噩梦

    8000块！面对这样的“高薪”诱惑，15岁的阿桂毫不犹豫选择了跟陌生人走。可这样的选择，却让他在一个真实的噩梦中，被人狠狠敲断了左手。

    “我想尽快存点钱，给奶奶治病”

    阿桂读完初一就辍学在家，跟随姑妈从广西玉林老家到东莞打工。阿桂进的是汽车配件厂。运气好的话，每月能拿到1200元工资。

    除了上网，15岁的阿桂没有什么其他消遣，工厂不开工的话，他就一整晚一整晚地在网吧里过。

    “那个男的就是在网吧认识的。”阿桂说，男人跟他说，可以在广州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赚大钱，8000元/月。“我奶奶在老家，身体不好。我想尽快存点钱，给奶奶治病。”阿桂甚至没有跟姑妈说一声，就跟着这名陌生男子来到了广州。

    “一觉醒来，手已经断了”

    刚开始，阿桂确实过了一段“天堂”般的日子。“他们给我买了手机，我都没买过手机，没钱。带我去住宾馆，我从来没住过。”就当阿桂开始觉得好日子真是要开始了时，梦却残酷地被敲碎了，被敲碎的还有他的左手。

    “我不知道，没有感觉，他们可能给我吃了药，我就睡了。一觉醒来，手已经断了。”疼疼疼，钻心地疼，还是个半大孩子的阿桂只记得这唯一的感觉。

    “他们就几个人一起，逼我骑着单车，去撞别人的汽车。”那一次“碰瓷”骗局中，车主报案，同伙一哄而散，只剩下阿桂一人，因为未成年，被警察送到了儿保中心。

    “你就这样轻易相信了一个陌生人？”他只是轻轻地点点头，一言不发。

    “那个家，我待不下去”

    受了骗，也受了伤，阿桂终于要回家了，可他似乎一点欣喜都没有。阿桂的父母离异，很小时妈妈就离开了他，现在一年也不会见几次面。父亲很快就二婚，可阿桂和新妈妈处得并不好，“我每次回家都会跟她吵架”。

    很快，新妈妈生了个小弟弟。阿桂觉得，小弟弟赢得了父母所有的爱，而对于自己，他们却总是非打即骂。在家的日子，他每天也就是上网、打游戏。“很无聊，我想出来打工可能会好一点。”没有想到的是，自认为已经成熟的他，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

    “我还会继续出来打工，跟着我哥。”阿桂的手还夹着夹板，说这话时口气却很坚定，“那个家，我待不下去。”

    2

    伙伴

    一个11岁，一个14岁，余鸿和孙军，两个初中生，两个离异家庭的孩子，网吧里一拍即合，带上全部的零用钱，就这样偷溜出家门，决定去千里之外的广州，和“大姐姐”一起“耍耍”。

    “我们还哪里都没玩过”

    “大姐姐”是孙军的同学，初一就辍学了。“你们放暑假在家里不是很无聊吗，广州有很多好玩的，我带你们去。”网吧里，她信誓旦旦地向余鸿和孙军做了保证。两个男孩早已厌倦了暑假期间无聊的乡村生活，带着平时攒下的零用钱，他们马上买了火车票，开始了旅程。

    在广州的头一两天里，“大姐姐”就花光了余鸿和孙军身上所有的钱。“她说她去找男朋友要钱。”“大姐姐”打了部的士，把他俩留在了出租车上，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出租车司机直接将他俩送到了派出所。“我们还哪里都没玩过。”孙军讪讪地说。

    “（出来）为什么要跟他们说？”

    虽然余鸿与孙军此前素不相识，但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父母在他们很小时离婚，平时由祖父辈或其他亲人管教。余鸿的父亲更是在与余鸿母亲离婚后染上毒瘾，居无定所。

    “我每天能拿到30块零花钱。爸爸给一些，有时候也去妈妈那里拿。”对于父亲的毒瘾、母亲的再婚，余鸿都非常清楚，但他说，他不在乎。

    孙军的爸爸则常年在外务工，一年才能见上一面，他平时和奶奶一起生活。孙军爸爸每次回来都会买礼物给孙军，遥控车、航模，可孙军却不喜欢，“没意思，一点都不好玩。”“我都这么大了，不玩这些了。”

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可他们都没有想过要和自己的父母、长辈说一声。“为什么要跟他们说？”余鸿说，“我经常去我妈妈那里，我爸也不找我的。”

    余鸿妈妈：“我也是有自己新家庭的人”

    广州儿保中心很快联系上了两个孩子的家人，可余鸿的回家历程却遇上了新的麻烦。父母离婚时，法庭将余鸿的抚养权判给了其父亲。但父亲现在染上了毒瘾，每日居无定所，余鸿经常是四处“打游击”。儿保中心和余鸿的母亲联系上，但按照相关政策，余鸿母亲在没有委托书、父亲证件的情况下，不能将儿子接走。

    “我希望能接他回来。可我找不到他爸爸，没办法拿到他爸爸的身份证、户口薄。”余鸿妈妈说，她也知道孩子跟着吸毒父亲不合适，可法院就是这么判的。

    “我也是有自己新家庭的人。”余鸿母亲说，“把我儿子遣送回家就好了！”

    “早期在广州街头发现的流浪青少年儿童，以被拐卖、被犯罪分子操控胁迫的情况居多。但这几年，自发出走的未成年人却有所增加。”

    广州儿保中心主任何国斌

    “很多家长都以外出务工，要赚钱为借口，不能给孩子更多陪伴的时间，以为这是最大的理由。其实，我们对未成年人家长监护权的履行还关注得太浅。”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认为，当下很多孩子出现负面情况，“家庭”二字往往是最大原因，“监护权，并不仅仅是权利，也是职责。”

    “父母如果监护权履行得不好也不存在任何惩罚”

    曾锦华从1972年起便从事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研究，他发现，现在国民对于未成年人家长的监护权，还仅仅是停留在文本上、法律上的概念阶段，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监护权”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

    “比如说，一到暑假，很多留守儿童都会结伴来广东。他们来了，父母也往往不能全天候跟他们在一起。可父母总以为自己能让他们过来，给他们一点钱，就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忽略了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曾锦华说，实际上，“监护权”还意味着大量的职责和关注。“而且，一对父母如果监护权履行得不好，也不存在任何惩罚。”曾锦华说，“孩子出了问题，可能要追究责任，可对于他们的父母却没有任何惩罚措施。”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孩子大多沉迷于网络，都在网吧或网络上结交新朋友，很轻易就相信他人。曾锦华表示，这些孩子其实是希望更多、更广泛的交流。但因为是未成年人，他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判别和辨别能力还是很弱的。他们的防范意识、危机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很缺乏，往往容易受骗上当。

    “要教会父母懂得怎么履行监护权”

     曾锦华提到，现在不少社会公益组织已经注意到对家长的培训和宣传，特别是对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要教会他们懂得怎么履行监护权”。

    “把孩子接过来之后，应该花时间跟孩子交流，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曾锦华说，这些家长应该学会利用身边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现在很多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的活动场地都免费开放，外来务工的子弟    可以同样去享用。还有很多公益组织，也提供各种公益服务。公众也要学会享用、享受这些服务。”

    渴望交流这些孩子大多沉迷网络

    此外，曾锦华还提出，不少孩子都是通过网络、网聊结交各式人物。轻易信任这些人，见面或结伴而行的情况已越来越普遍。“前几年可能还不明显，未来几年这种趋势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和蔓延，值得警惕。”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孩子大多沉迷于网络，都在网吧或网络上结交新朋友，很轻易就相信他人。曾锦华表示，这些孩子其实是希望更多、更广泛的交流。但因为是未成年人，他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判别和辨别能力还是很弱的。他们的防范意识、危机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很缺乏，往往容易受骗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