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急救

　　2011年全市急救呼叫总量为652340人次，日均呼叫1787人次

　　2011年，120和999共出动救护车总数为567413车次

　　截至今年4月30日，北京院前急救网络救护车624辆，其中120网络421辆，999网络203辆

　　2006年至2008年，120接收的编制内本科学历医学生流失率高达86.3%。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李秋萌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海欣

　　本报讯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局获悉，应北京市人大和市政府法制办要求，始于今年2月的《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立法调研已基本结束，并形成了初步的专家意见。专家意见指出，应从对120和999两大急救系统实现统一调度、重新布局规划急救站点、培训急救员、明确急救车辆优先通行权等多方面完善本市急救体系。

　　早在2007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将急救立法列入未来五年立法调研计划。为了备战北京奥运会，当年全市增建了65个急救站，各医疗机构抽调700余人补充到院前急救队伍中去，高投入、高配置加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全市急救呼叫满足率一度接近100%，10秒钟内自动接听并就近派车让京城百姓觉得“特踏实”。

　　但120和999两大急救系统空前的高效率运转并未持续太久，奥运会结束后，65个新增急救站便因缺少人员和资金等问题陆续荒废，时至今日几乎无一幸存。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对急救需求的猛增，掣肘急救体系发展的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急救呼叫量突增、120和999重复出车、新建小区附近急救站点空白……迫在眉睫的诸多问题已严重影响本市的急救效率，2010年初，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丁向阳提出“整合120和999急救资源，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服务规范，探索建立统一的指挥调度平台”的构想，但因缺少操作细则，两大系统除搭建了一个“可以看见对方车辆和任务”的系统外，急救资源的整合并无实质进展。

　　去年12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第104次主任会讨论通过《〈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立项报告》。今年2月，市卫生局正式启动这一条例的立法调研。

　　据介绍，《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的立法调研和起草由市卫生局牵头，市法制办、市人大教工委、首都医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个机构专家参与其中。按照计划，有关部门将以专家意见为基础，再经过深入调研和情况汇总，最终形成条例草案，草案将于明年10月递交市政府法制办。

　　据介绍，这是本市首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急救生命线”加以规范和保障。

　　资源整合

　　拟建统一急救调度平台

　　不同于其他城市只有一个急救号码120，本市院前医疗急救系统由北京急救中心（120）和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两个服务网络组成，两个系统相辅相成，但在日常急救调度中相对独立。

　　“日均出车超过1500次，这个数字对两个系统来说是个很大的工作量。”北京市卫生局应急办副主任曹昱说，近两年北京年急救呼叫量超过60万次，且每年以15%左右的速度递增，但在目前京城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发展速度加快的情况下，本市急救呼叫满足率已由2008年奥运会时期的几乎100%的巅峰状态跌至90%左右（即100个急救来电中，只能及时派出90辆车），而按照国际惯例，这个数字应保持在95%以上。

　　曹昱说，除增设急救站点、引进急救人员外，从全市角度对急救资源进行整合、对现有急救资源最大化利用是此次调研中专家们提出的意见之一。为此，本市考虑探索通过建立市级院前急救指挥调度机构，对全市急救车和急救人员实行统一指挥。届时，该机构设在市卫生局，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指挥。曹昱表示，这一方案尚处于探索研讨阶段。

　　参与调研的专家表示，120和999号码已经被京城居民所接受，考虑到市民的急救呼叫习惯，将拨打两个号码的急救电话汇入同一调度平台后，再进行以就近为原则的急救车辆调度是较为可行的方法之一。

　　本市对急救资源的整合之举始于去年。目前，两大急救系统已经实现急救信息共享、一方无车可派时将转入另一方系统、同一急救来电重复拨打120和999号码时，系统将自动提示以避免重复派车等，但因只有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120和999才会在市级层面的部署下联动出车，因此两大系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调度尚待进一步推进。

　　站点布局

　　2015年底前增60余急救站

　　如果把全市急救体系比作一张网的话，那么每一个急救站就是网中的节点，是构成急救体系的基础，并负责完成具体的急救任务。即指挥中心在接到急救呼叫后，如果急救者附近有急救站点，会先选择该急救站点中的待命车辆前往现场施救。

　　据曹昱介绍，目前，本市共有急救站点251个，120和999分别根据本系统执行任务的情况建设了132个和119个。随着城区人口的外迁和新兴城区的发展，本市急救站点的布局也将在现有急救站点基础上进行“一盘棋”式的布局和调整，按照历史呼叫量、重点地区、人口稠密地区、新建居民小区、重要交通枢纽区、首都重要保障区域等6个因素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原则是“站点随人走”。

　　2015年底前，本市将按照新版“急救站点分布图”完成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的全覆盖。依据本市院前医疗急救网络规划建设标准，全市需新增急救站逾60个。

　　记者获悉，具体的急救站规划设置标准为：人口超高密度区（2万人以上/平方公里）每2至3平方公里或7万常住人口设置一个急救站；人口高密度区（0.1至2万人/平方公里）每5至10平方公里或每7万人常住人口设置一个急救站；人口中密度区（0.05至0.1万人/平方公里）每30至50平方公里或每5至6万常住人口设置一个急救站；人口低密度区（0.05万人以下/平方公里）每50至100平方公里或每3至4万常住人口设置一个急救站。

　　据了解，全市急救站的配备也将实现标准化，届时，按全市常住人口每3至5万人配备一辆救护车，每个急救站需配2至3辆救护车。每个急救站实行24小时运行，需配备16名工作人员。

　　人员培训

　　本市拟试点培养急救员

　　据曹昱介绍，在我国，急救医疗机构是按照医疗机构来进行管理的，因此每辆急救车在执行任务时均需配备一名执业医师；但120和999两大中心的急救呼叫统计显示，真正需要紧急医疗救治的病人仅占20%，也就是说，80%的呼叫为非紧急医疗救治服务需求，即平常所说的“单纯转运”，无医疗行为。

　　以去年为例，全市56.7万次急救任务中，只有11.3万次是真正需要急救医生采取如包扎、心肺复苏、骨折固定、大抢救等急救措施的，另外的45.4万次出车中，急救医生扮演的更多是“搬运工”的角色。

　　“高配置的人员从事的是一些低需求的工作，造成很大程度的浪费”，曹昱称，目前全市急救站251个，院前急救医生671名，而按现行的每车必有医生的方式，急救站维持24小时运转的最低人员配置要求，每个急救站至少应配4名急救医生，全市院前急救网络至少需要急救医生1004名，存在近1/3的缺口。

　　为提高急救效率，在此次《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的调研中，培训出合格的急救员，使其能执行非紧急任务是众多专家、学者和官员达成的共识之一。曹昱说，培训一支掌握基本技能的急救员队伍，在实行分级调度的体系中，根据需求不同，合理派出急救员或急救医生是本市力解此困局的举措之一。

　　曹昱表示，本市计划先行试点培养急救员，按照此前医疗救护员的定义，急救员将分3个等级，其职业描述是：运用救护的知识和技能，对各种伤急症、意外事故、创伤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伤病员实行现场初步紧急救护的人员。其工作内容包括：对常见急症进行现场初步处理；对伤员进行通气、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初步救治；搬运、护送伤病员；现场心肺复苏、在现场指导群众自救、互救；开展群众性现场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分级调度

　　出车将分紧急与非紧急

　　“急救是指对病情危重者采取医疗行为，严格意义来说，转院转运患者都不属于急救范畴。”曹昱称，医疗救护员实施的某些急救行为，如现场心肺复苏等，实质上具有医疗行为的性质，这一点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相抵触。因此，在目前这种背景下，本市计划通过指挥调度中心，以分层调度的方式，将急救呼叫划分为紧急医疗救治服务需求（需开展医疗行为）和非紧急医疗救治服务需求（不需要开展医疗行为）。其中，非紧急医疗救治服务需求部分由医疗救护员随车提供服务。

　　“这样一来，可以解放80%的急救医生，将其真正用到提供紧急医疗救治服务方面，不失为解决急救医生短缺的另一种途径。”曹昱说。

　　这意味着，一旦“急救员上车”方案获批，所有拨打急救电话的呼叫情况将被分门别类，如入院、出院、单纯搬抬等非紧急情况将由急救员“上阵”，节省下的急救医生将集中精力应对需要现场及救护车上抢救等危急情况。

　　曹昱坦言，有些病情处于潜伏期或者初期表现不明显，为了避免此类急救来电被“忽视”而导致病情恶化，因此将选用有经验的调度人员执行分级调度任务。

　　急救优先

　　抢占应急车道罚200元

　　“早晚高峰时段，我们都绕着环路走。在一般路段虽然有红绿灯，也堵，但我们可以开上自行车道甚至便道，而在环路上一旦堵死可没招儿。”提起应急车道被占，北京120急救中心站急救司机王雅东皱皱眉，表示头疼又无奈。他说，二环和三环上都设有应急车道（除西二环外），但因车流量较大，应急车道往往挤满了私家车，“根本过不去，闪着警灯都没用”。

　　“急救生命线”遭遇人为阻塞并非“新闻”。一次出车经历让王雅东记忆犹新，急救车“火急火燎”开进西城区大茶叶胡同后，因胡同狭窄，只得按喇叭催促前方一辆出租车“快点”，没想到该出租车却走走停停，几十米长的胡同花了五六分钟才抵达终点。看到急救人员小跑进入大杂院的一户人家，那位一路“较劲”的出租车司机傻了眼正是自己犯哮喘的老妈等着急救呢！

　　曹昱表示，将急救车享有优先路权纳入地方条例“并非新闻”，《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行驶，其他机动车不得在应急车道内行驶；驾驶机动车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未按照规定让行的，违反规定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的，均处200元罚款等。

　　曹昱表示，在本市急救条例中，将对急救车的道路优先权进行明确、完善和细化。

　　一线故事

　　急救医生“动口”多过“动手”

　　周二中午，骄阳似火，在关掉冷气的急救车中闷热难耐。

　　端着自备的水杯，孟宪云喝了几大口水，方从刚才的一场“谈判”中恢复元气。作为一名120急救医生，她每天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动口”，而非“动手”。

　　半小时前，她接到中心的派单：一名11岁的男孩因受外伤要从儿研所转到天坛医院，因天坛医院急诊科常年“满床”，且当时该医院的确认消息显示“无床，不建议转送”。“天坛医院没有床位，而且现在路上堵车严重，附近的军区总医院脑科也很好而且近，您看行么？”孟宪云试着和来电者沟通，但对方执意要去天坛医院。

　　“急诊没有床位，没法给孩子看病和治疗啊，总不能让孩子躺在地上吧？”站在儿研所急诊的过道里，戴着口罩的孟宪云说得口干舌燥，不停吞咽口水。因见孩子并无大碍且医生说得在理，男孩妈妈最终同意就近送到八一儿童医院。

　　对孟宪云来说，运送病人转院、出院是家常便饭，一天出八九趟车，至少一半是上述情况，作为自己“贴身”工具的急诊箱有时一天也派不上用场。她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谈判专家”在京城各大医院急诊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其送到大医院得到及时救治，这个工作也不容易。

　　家中宠物狗生病也打120

　　“您好，120，您是要救护车么？”每天，全市所有拨打120的电话都会呼入北京急救中心位于和平门的调度中心。经过初步分流筛选，有“急救”需求的来电会以任务单的形式从中心发出，接到“指令”的一线急救医生即随车前往现场。

　　而据120急救中心统计，目前日均逾800次派车任务中，仅有18%至24%是需要采取急救措施的，其他皆为护送病人转院、出院等“不用用药的情况”。

　　自称有“急救需求”的情况也不一而同，有痛经头晕的，有病后需要测血压的，有超重者搬家时难自行下楼需要急救人员抬的，有打架斗殴前预备受伤后得到救治的，甚至有为宠物猫狗送院就医的。120调度组组长肖双玉说，一次中心接到电话，对方痛哭不止，语气很急地说自己家的宝贝病得严重，需要马上送到医院。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却哭笑不得那所谓的“宝贝”竟是一条宠物狗。

　　“现在的急救资源并非多到供过于求。”肖双玉说，以上周四为例，中心接到的997次派车任务中，只派车866次，其余131个来电因“站内无车可派”只得建议来电者拨打999。因尚未实现分级调度，为保证所有呼叫者都能得到及时救治、确保“万无一失”，只要来电者提出需要救护车的，中心都会派出“一司机、一医生、一护士”的标配团队。

　　他山之石

　　超过四成急救呼叫交由社区医生处理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王亚东是参加此次《北京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立法调研的专家之一。他认为，北京的急救体系中，指挥调度系统的统一化和有效分级与明确并规范急救员资质是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王亚东说，目前，世界各国的急救工作中都有急救员参与，甚至是主体力量，其从事的都是简单如包扎、止血等工作。主要分为“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两种，前者是指由急救员将患者尽快送到医院，真正的急救工作在医院内开展；后者则是尽可能把急诊科搬到事发现场，即如果调度人员确定需要急救，将在派出急救员先行赶往现场采取措施的同时，联系大医院的急诊科医生火速至现场。

　　针对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模式和以巴伐利亚为代表的法德模式，王亚东进行了一次效率对比，结论是：巴伐利亚的急救资源（如车辆、人员等）是北京的2至3倍，但对急救呼叫的处理效率却是北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悬殊之根源即为有效的调度体系。

　　在巴伐利亚，不需要急救车的来电将被转至社区。以每年320万次的有效急救呼叫为例，其中，140万次是由社区医生就近出诊或提供服务的，如医疗咨询、指导就诊、买药、猫狗生病等；其余180万次急救需求则由急救中心处理，但其中也会再分出“轻重缓急”，需要医生提供咨询服务和救护员赶往现场的分别为90万和60万次，对于其余30万次危重情况的来电，调度中心将通知急救员和急救医生同时赶赴现场，同时，为了及时有效地开展急救服务，监护型救护车也会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