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和家长正在为患病儿童输液治疗。医患之间的纠纷往往因为二者缺乏信任和沟通。 CFP供图

昨日下午从清远赶回来，广东省医调委副主任王辉有些疲倦。

他见了死者孙晴的父母，坦率地和他们说了些话，再次告知专家评鉴会结果：孙晴的死医院负20%责任。

上述主人公孙晴，是一位30岁的湖北籍产妇，去年11月在清远市人民医院顺产3天后突然死亡，事件最终发酵成“11·9”医疗纠纷。省医调委随后介入事件，但因双方各执一词，事情迟迟没有定论。

几天前，省医调委召集医学、法学专家为这一纠纷召开近3小时的评鉴会。王辉此行去清远，就是为了进一步和患方沟通评鉴会结果，推进事情解决。

然而，他再次无功而返。孙晴父母相当坚持，咬定大错在医院。

省医调委运作近一年后，王辉正在琢磨着为这个机构“转型升级”，“就目前医患纠纷的情况而言，是时候引进医方、患方、医调委之外的第四方——陪审团。”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评鉴会

家属难接受专家意见

医调委存在的意义是给患者解决问题，帮助他们维权，可在赔偿上，只要没有达到心理预期，患者似乎很难满意

因为每天咨询的患者太多，王辉的电话不容易打通。

尤其是最近，在新海医院看感冒的25岁中大博士戚锦典心脏骤停死亡，以及清远的孙晴事件，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和脑内存。

“两个事情都不好处理，尤其清远的事件，由于没有做尸检，孙晴的死因实在没办法最终敲定。”考虑到医患双方你来我往，胶着时间很长，医调委决定给这个案例召开专家评鉴会。

这是一个全新尝试：医调委会邀请医学、法学专家，并把医患双方凑到一块，“针对事件好好议一下”。王辉说。

5月25日下午，广州乌云密布。

清远市人民医院代表以及孙晴的家人在会议室相对而坐。圆桌边上的还有3名医学专家和2名法学专家。

医患双方首先进行了陈述。期间，孙晴的大舅情绪激动，屡次指责医院篡改病历、不合理给产后的孙晴过量注射甲硝唑和碳酸氢钠，而最终导致其死亡；但医院坚称，孙晴死于要命的急症：肺栓塞。

陈述结束后，患者家属被请离场。在场专家单独针对医院代表提出专业问题。前后十几个提问后，大部分专家们表达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医院存在操作上的不足，但患者更倾向于死于自身疾病——肺栓塞，因此，综合考虑医院大约要承担20%的责任。

王辉带着专家意见与孙晴父母沟通，不过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获得患者家属认可。

“他们更倾向于60-90%的责任，或者让医院负全责，赔偿150万元。”不仅如此，孙晴家属对王辉提出质疑，为何评鉴会的专家没有公开姓名？他们的判断是否可信？

“我们是有考虑的，我们可以公开专家的单位，但如果公开姓名，在目前这个机制还没成熟的阶段，若患者对结果不满，专家的安全很可能受到威胁。”王辉解释。

因此，王辉采取了积极沟通的策略。只是，多次往返清远，总是无功而返。

头疼的事不止一件。

在清远事件评鉴会前一天，省医调委为中大博士死亡案例组织了评鉴会。医学和法律专家得出了一致结论：患者死于急性重症心肌炎，医院处理并没违反常规。虽然诊疗过程有瑕疵，但不是致死原因。

然而，家属对此结果不满，认为医院的诊断不准、救治不力，直接导致了戚锦典死亡，属于“医疗事故”，索赔150多万元，另外还有100万元的“亲属安慰金”。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患者家属期望过高了，即使算医院负全责，也只是60万元左右。”王辉感到有些心寒，“我们存在的意义是给患者解决问题，帮助医学知识匮乏的他们维权，可在赔偿上，只要没有达到心理预期，患者家属似乎很难满意。”

■陪审团

酝酿引入“第四只眼”

医调委将借助媒体的力量组织一批陪审团，有开评鉴会的案子就请他们来，不到开会那天，陪审团名单不会公开

在医调委干了快一年，王辉有时候也会有点烦、有点累，“不过，医患纠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现阶段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形势，更让医患纠纷问题困难化。医调委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专职调解处理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医疗纠纷。用第三只眼看医患关系，所以必然有其积极意义。”。

2011年6月，省医调委在广州市麓景路正式挂牌，距今已有差不多一年时间。

据统计，至2011年底，省医调委经手医疗纠纷173宗，成功调解140宗，成功率达到80.92%。大部分案件最终都是由医院作出适当赔偿，最高的一宗赔偿金额为35万元。在173宗医疗纠纷中，有75起是重大医疗纠纷，11宗案件是零赔付——其中2宗患者死亡，但医患双方最终还是“握手言和”。

大家都清楚看到，“第三方”是医调委的关键优势，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医患双方自行和解、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向法院提起诉讼，都存在着先天性不足，包括双方基本无法当面沟通；患者方对卫生行政部门不信任；法律诉讼繁琐、耗时等。

不过，事情总在发展变化，尤其是患者的需求。

经历最近几个棘手案例，王辉也在琢磨着为医调委“转型升级”，引入“第四只眼”，“就目前情况而言，是时候引进医方、患方、医调委之外的第四方——陪审团。”这意味着，医患陈述，医学、法学专家提问、讨论、分析、解释后，医院该负多少责任得由陪审团来定夺，而陪审团有提问的权利，最后通过投票方式对责任进行划分。

问题应运而生。“第四方”究竟如何产生？王辉表示，医调委将借助媒体的力量，“让媒体为我们组织一批陪审团，只要有需要开评鉴会的案子，便可请他们前来。同时，为了避免贿赂、收买陪审团成员的情况出现，不到评鉴会那天，陪审团名单都不会公开。”

不仅如此，医调委还打算倡导成立病人关爱基金会。“我们希望通过媒体动员，引入社会资本，以支持医调委正酝酿成立的法律支援中心，为有需要诉诸法律途径的患者提供支持，同时也要成立病例咨询中心，以及到医院帮助患者的一线志愿者。”王辉说。

“医生工作量很大，在这样的高强度下奢求他们为患者提供很多关爱似乎太苛刻了。经过系统培训的志愿者能承担这一职能，让患者感受到温暖，他们的怨气也自然小了，杀医案也自然会大大减少。”王辉表示。

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微博)在博客里指出，新时期医患矛盾突出，不仅于控告赔偿，更有多起现场冲突，导致人员伤亡，这说明，有重新打量医患关系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