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文物仿制产业遍及全国10余省份
时间:201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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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身份标记,崇尚越像越好,在市场上流通的文物仿制品,难免让人心生顾虑:假古董会不会扮成真文物招摇撞骗?买家对拍卖公司拍假提起的诉讼时有听闻,艺术家维权打假的案例层出不穷——这个市场,水很深。

  文物仿制为何红火、该怎样规范?这个擦边球又击中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哪些积弊?学者、业者的回答,掀开了文物仿制产业的冰山一角。

  影响

  95%以上的仿制品属中低水平,在古玩城淘宝是奢望

  一份《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将中国的文物仿制产业扫入了舆论漩涡之中。公众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仿制和造假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作旧也好、仿制也罢,在采访中,文物仿制从业人员特别小心自己的措辞,他们决不会声言自己是在“复制”文物。因为依据《文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从事文物复制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资质证书。而且复制品的数量和流通路径也是严格受限的。

  《中国文物黑皮书》的作者、文化学者吴树曾多次深入仿制点“侦查”,掌握了不少一手资料,“目前我国的文物仿制市场,95%以上的产品都是中低水平。”

  说到“仿”,很多人都会关心它的合法性问题。“仿制违不违法、作旧该不该罚,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吴树口中的“没有界定”,恰恰让文物仿制踩在了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无怪乎许多仿制者在卷入文物制假风波时,总会一再强调是“仿品”,而非复制文物,更不是造假。

  从《地下作旧产业调查》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仿制产业遍及全国10余个省份,涉及玉器、瓷器、青铜器、书画等多个门类。“现在古玩城卖的基本上都是中低水平的仿品,高仿品绝少出现,更别说是真品。”吴树的这一结论,或许会刺破许多人古玩城淘宝的美梦。

  尽管文物仿制并未明确受限,但吴树对此的观点是,“不违法不等于没有害。”

  “去北京潘家园淘、去古玩城逛的人有不少都是抱着买古董的初衷去的,结果买回来的都是仿品,这也是一种欺诈。”有人会用“打眼捡漏”来为制售者开脱,你自己淘东西打了眼,怨不得别人。

  对于这样的观点,吴树很是愤慨,“时代不一样了,以前收藏是小众行为,风险全由消费者承担或许只是局部问题,但现在少说也有几千万人往里头砸了钱,市场大了,就应该更加规范,制假售假者一定要严惩。”

  文物仿制在清华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教授看来,不仅会造成消费者经济利益的损失,更动摇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大部分仿制品做工粗糙,让不符合历史形制的仿制品流传下去,往远了说,会给历史蒙上一层尘霾。”

  “比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原本都是很小巧的,现在一些仿品做成了像镰刀那么大,还有之前闹得满城风雨的汉代玉凳,将凳子穿越回了一个没有凳子的年代。如果让这样的谬种流传,是对历史的草率,后人在传承文化时极有可能出现误差。”杭间认为,对文化品质的磨蚀,是文物仿制品的致命伤害。

  原因

  与文物沾边才有钱赚,鉴定体系不完善让仿品钻空子

  文物仿制依托的是中国丰富的历史遗产,但如今它的“红火”,在吴树看来有着很现实的原因:钱。

  “如果把这些仿制品当工艺品卖,估计生产商要倒掉一半。但是如果跟文物沾上了边,甚至戴上文物的帽子,那么价格就不可同日而语。”吴树进一步解释。

  在吴树看来,中低端的文物仿制品可以供消遣娱乐,基本不会扰乱文物艺术品市场,但是一些高仿品,就是冲着“以假乱真”去的。

  吴树曾经暗访过景德镇高仿瓷器的制造流程,“他们烧制出来的元明清瓷器,可以连成分都跟真品一样,就算用上高科技手段都无法辨明真假。”

  能躲过精密的科技检测,是否能逃过专家的火眼金睛?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张友宪教授坦言,人工鉴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上世纪90年代,围绕一幅仿清代画家石涛的作品是否为张大千所作,当时的南派与北派两位鉴定大师的意见完全相左。“鉴别一幅作品是否是高仿,鉴定家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现在也并不鲜见。”

  某些情况下鉴定体系的“无力”,为假古董佯装“真文物”打开了通路,更让不法分子对于仿制品的需求日益高涨。

  需求决定市场。需要仿制品的不仅是期望从中渔利的商人,更因为一股“盛世收藏”的热潮。据媒体报道,2011年,中国艺术品交易额近600亿元,在全球市场独占鳌头,几乎相当于第二名美国、第三名英国交易额的总和。

  这样的数据让“收藏高潮”的称谓屡见报端,也极大拓宽了文物仿制品的出路。

  规范

  对仿品进行标记并追踪,化零为整集中建立产业园

  “市场繁荣,乱象丛生”,是吴树对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概括,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文物仿制产业,“我们的仿制还很不规范,比如韩国在仿制瓷器时,需要配上标签,写明仿制者的信息,否则是不能交易的。”标明身份这一点,也被安徽省政府参事、工艺美术大师杨其鹏认为是最直接的规范手段,“政府应当设置专门的认证机构,明确每一件仿品的出处和去处,无论买家还是卖家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一清二楚。”

  即便贴上了标签,在利益面前,难保仍有鱼目混珠者。把好鉴定关,是吴树给出的方案:“我在7年的调查中,发现民间有很多古董鉴定高手。”

  他建议,国家不妨在民间选拔一些草根能人进入鉴定机构,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科学手段引入鉴定机制,然后分级建立服务民间收藏和文物交易市场的鉴定机构。“这样,就能大幅减少假文物的流通。”

  杨其鹏则希望政府能将散落各地的作坊式加工点集中起来,建立文化产业园,“将小企业、小作坊整合集中进入园区后,可以彻底解决噪声、粉尘、污水等环境污染问题,也有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大量的文物仿制从业人员,张友宪认为应当讲求职业道德,不要欺骗消费者,也不要直接参与高仿品的销售流通环节,应选择诚信守法的中介机构来进行流通工作,以保证市场良性循环。

  当然,追古也并不是唯一的思路,从事瓷器制造业的陈立恒有另一番考量,“中国瓷器不能老是仿古、复古,而要为瓷器注入新生命。古代的文化资源只有被恰当地运用才可能传承下去,如果只是因循守旧或者束之高阁,绝对是一种浪费。”

  在各路观点中,也不乏强硬派。基于对中国文化品质受创的担忧,杭间认为,“中低端的仿制产业容易搅乱市场,混淆视听,不应该存在。”但他认为可以保留精仿工艺,与博物馆进行合作,但是数量和流通渠道都必须严格监控,保证传统文化的品质。

【责任编辑:董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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