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村在地震中受损的碉楼至今仍未修复。侯玉峰 摄

村落重建文化消失？

“学校的消失是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一个致命的打击。孩子脱离了家庭和生活的社区，以后还有几个会说羌语？脱离了羌寨的生活方式，还能对传统有感知和向往？这一代人之后，羌族的文化可能就完蛋了！”

——俞正国原本是阿尔村小学唯一的羌语老师。

“村上的释比以后是不是要变成一支演出队伍？配灯光、走台、彩排？舞台化？”

——俞正国说这个舞只能在羌历年的时候演出。

“ 释比文化的神圣性和神秘感在一点一点地被洗刷掉，年轻人越来越不相信羌历年许愿这些东西了，对继承释比感兴趣的年轻人也快没了。”

——村上的另一位释比杨俊清叹道。

5月底，汶川阿尔村羌寨里，村民余成清将要带一个旅游公司考察一条通往原始森林的生态旅游路线。2010年开始的旅游开发让这个村里的民族文化人时时感到矛盾：从羌文化保护角度他真心不希望搞商业开发，但从生计上来讲这又是全村人十几年来最期待的事情。

2011年的夏天，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等在羌寨阿尔村召集了一次村民大会。他们在乐施会的支持下，3年来帮助当地村民恢复生计和开展民族文化保护，这天是他们陪伴村民总结过去3年度过的时光的日子。

会场被一种心灰意冷的气氛笼罩着。“村民们为3年来失去了旅游开发的大好时机感到失望；频繁的次生灾害、被关停的村小等遗留问题也让他们心凉。”张原说。

2008年他刚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村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计划着一个保护羌寨的生活传统，再通过旅游开发支撑家家户户的生计的美好未来。

3年间，政府、NGO、学者、记者、志愿者、游客来来往往，阿尔这个汶川最偏远的小山村也突然被打开，因其在释比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而成为汇聚各路资源的明星羌寨。“村民和外界的社会关系在快速地被重构，社区内部的人际网络甚至观念也因为这些冲撞而被改变了。”张原看到的结局是，“这种缺乏村民的主体性的干预式重建，最终让很多青壮年羌人选择了出走。”

四次房屋修建

阿尔村房屋的外墙上绘了一些羊角图案，村民们明白，那不是他们传统民居上的图案，倒像是非洲图腾。

四川省汶川县阿尔村，一个曾经的重建明星村，在经历了三次“重建”后，又于2011年开始，在县政府重点打造旅游产业的政策下，对香港红十字会重建中留下的“水泥盒子”进行穿衣戴帽式的改造，试图回归传统民居的风貌。在村民们的坚持下，这些房子外墙贴的石片就地取材，没有用外来的“文化石”，窗户也改用木头。

乐施会在阿尔村的项目官员刘源，2008年以来七八次下到该村考察，这个村是乐施会在100个村的基建修复之外，社区重建项目中唯一的一个点。

“乐施会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危险。”刘源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后对记者说，“地震给少数民族文化造成了破坏，重建可能会造成二次破坏。房屋、人、神灵、祖先共同构成了羌族人的家园，而仅仅围绕房屋的重建，旅游开发中对当地人主体性的漠视，如何保证恢复的不是一个死亡的、没有灵魂的社区？”

而仅仅是修房子，2008年以来三到四次的重建和修复，也一点点改变了村庄的样貌。面对这些钢筋混凝土的新式建筑，释比杨俊清还是觉得原来用木头、石块、黄泥和传统技法建造的羌寨“味道更好，而经历了大地震村上却没有死人也证明了它们很安全”。而在标准化重建中，这个小小的羌寨不可能拥有自主权。

2009年完成的第一次重建是国家直接补贴到户，每户1.6万元到2.2万元不等，“见到地基和水泥屋顶才发钱”。过去村里的房子都是木头黄泥的屋顶，“上中梁”时要请“四大亲”到屋顶摆宴，在屋顶跳一天的舞把泥巴踩实来夯顶。村里造房子时还要换工，你帮我我帮你体现团结互助。这些都在水泥屋顶和赶工期的第一次重建下烟消云散。

2009年阿尔村的第二次重建，是香港红十字会带来的。为了拿到每户2.5万元的重建款，村民们不惜占用本来就很紧张的耕地来造房子。香港红会还给重建房屋制定了严格的抗震标准，直到2010年年中，“一批钢筋混凝土的水泥盒子就在村里七零八落地出现了。”杨俊清说。

村里最年轻的释比俞正国，投入20多万元盖了村里最大的一座新式住宅，“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说，这样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都得要生活吧？”然而至今他的这座准备开客栈的五层小楼还没有装修，也没有迎来游客。

2009年11月，村上的老房子、被地震毁坏的山神庙、碉楼、祭台都还没能修复，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村民们写了一封联名的吁请书，直接递交到国家文化部。“2010年开春，文化部下拨了3250万元资金到县文化局，其中750万用于村上70多户老房子的修复和风貌改造。”杨俊清和俞正国证实说。

针对这第三次修复，村民反映，文化部的人下来验收时，发现“资金没花到位，存在滥用工程款的情况，于是把剩余款项追回”，山神庙、碉楼和祭台的修复也搁浅。“这后来导致了村民对村委会等的不信任。”

调查风与假释比

4年间，到阿尔村来的NGO、学者、记者等数不胜数，调查羌文化一时成风。“来了就要收集羌族历史文化的资料，把村民折腾一遍，收集完了就走了，没看到一个羌族文化保护的工程。”余成清说。

他记得其中一个调查让村民彻底对此产生了厌烦和不信任感。北京的一家文保NGO，2009年到村里开会动员村民，帮助一起出一本《阿尔档案》。全村人当时都投入帮他们搜集资料。“但是后来出的书大家一翻，很多内容是失实的，比如释比之家，他们采访的根本不是村民认可的老释比，而是那些自吹自己是释比的人。一些内容，还直接抄袭了羌人的民间故事，并不真实。”

书里写的内容，对村里原本和谐的社群关系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些村民之间开始形成对立。从此村民开始反感这类调查，不愿再接受采访，除了付费。

伴随着这些调查的增多，以及旅游开发的前景，茂县、理县、汶川也冒出来很多“假释比”。余成清更愿意称他们为“当下释比”，以区别于那些“传统释比”。“前者是地震后才出现的，一般只会跳羊皮鼓舞，用演出来赚钱；后者大多高龄，天文地理、历史文化和医术无一不精通。”

“遇到调查人员，这些人就会称自己是释比，如果要他们讲解和表演羊皮鼓舞，他们就开始讨价还价。”余成清觉得这是羌族文化的悲哀。

俞正国是村上一个大释比俞明海的后代，也是村上正在成长中的一个最年轻的释比。4年间，越来越商业化的羊皮鼓舞也给他的内心带来了痛苦。“给钱就跳，把老祖宗的家底都卖光了。”有村民这样在背后非议。

“村上的释比以后是不是要变成一支演出队伍？配灯光、走台、彩排？舞台化？”俞正国高声地自问自答：“不需要！”“来个学者、领导、游客就让演出，谁关心羊皮鼓舞真正的来历？这个舞只能在羌历年的时候演出！”

释比文化的神圣性和神秘感在一点一点地被洗刷掉，“年轻人越来越不相信羌历年许愿这些东西了，对继承释比感兴趣的年轻人也快没了。”村上的另一位释比杨俊清叹道。

余成清担忧的是，这些震后出现的文化、人性的变迁，对羌寨心灵、思想的冲击还远未结束。

空荡荡的校舍

俞正国原本是阿尔村小学唯一的羌语老师，学校有一个羌歌童声合唱团，他主要负责教孩子们歌舞。因为和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有合作关系，2008年6月到8月，阿尔村小学的学生们到深圳罗湖区边防武警中队复课。同时，该基金会筹集了680万元，重建了校园，并添置了教学设备。

新落成的阿尔村小是两层三合院的楼房，里面有学生活动中心、阅览室、电教室、教师宿舍和厨房。“在重建时，这所小学据说是汶川县唯一会保留的村小。”刘源说，“其余的将在‘加强教育的合理布局’下，搭重建的快车加速完成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即村里的校点向乡镇和县城的中心小学合并转移。阿尔村小的学生们2009年9月1日从成都回到羌寨，只在新校园里参加了开学典礼，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就被县教育局转移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复课。

剩下的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在村小里继续读了一个学期。“中心小学每周派一个不同的老师下来教课，学生根本没法正常读书，次年新学期开学时，也转学到中心小学去了。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崭新的校舍。”俞正国说。

龙溪乡中心小学距离阿尔村步行要一到两个小时，没法每天往返，所以包括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需要住校。100个左右的孩子离开了村庄，只有周末走路或坐小面包车返回，孩子太小需要照顾的50多个家庭于是不得不迁居到乡镇或县城，土地也只能抛荒，进城打工，还要应付租房等高涨的生活成本。而对那些没有迁居的家庭来说，孩子住校意味着每个月要增加伙食、交通等生活费。

“一个没有孩子的村庄，最终会失去生机，因为他们带走了那些最有活力的年轻家庭。”刘源说。

俞正国把学校的消失看成是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一个致命的打击。“孩子脱离了家庭和生活的社区，以后还有几个会说羌语？脱离了羌寨的生活方式，还能对传统有感知和向往？这一代人之后，羌族的文化可能就完蛋了！”

对此杨俊清有不同看法。村小撤销时，他把两个孩子送去县城读小学，“村小注重唱歌跳舞的做法，耽误了学生的正常课程的学习，到初高中就显得吃力；到中心校和县城接受教育，能提高教育质量”。而羌人生活方式习俗的传承，他觉得可以靠家庭来补救。

被重构的村社

张原团队的家计调查，做了七八十户就难以统计了，等待剩下这六七十户长期外出的家庭，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调查反映出，经济生活上，村民在地震后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强了，独立性瓦解，生活开销越来越大；而传统文化上村民的集体性仪式、公共交往变少了，复杂仪式也简化，年轻人对继承传统的意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应该继承，但也觉得没有这个条件。

最近一次从阿尔村回来，刘源感觉很失落。“地震后，村民们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演绎了其他民族地区共同的遭遇。”简单说就是标准化、现代化、城市化对农村的改造，如果是旅游开发，也没能很好地调和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反而可能加速了一种文化和社区的解体。

张原在龙溪乡更明显地看到这个过程。一个没有集市的乡，建了两个大广场和一个农贸市场，一条大道竖满了路灯。广场上的湛江灯塔和羌族碉楼遥遥相望，象征着援建地方和灾区的民族团结。只是广场和市场都空空荡荡，光顾的鸟比人还多。

阿尔村有130多户750多人，地震之前以种植蔬菜、上山采虫草和菌菇及打短工为主要的营生，村民长期外出打工的并不多。十多年前，当地政府和村民就把村庄的希望寄托在了发展旅游业上。地震之后的重建，自然被视为开发旅游最重要的契机。

县政府在打造“世界羌人谷，神秘龙溪沟”的宣传下，帮村里新建了两座碉楼和一个祭台，还创造性地将释比经书中的图案制作成壁画墙供游人拍照留念。

在村民心目中，这些景观式的建筑和他们的生活并无关系。那座被视为族人魂灵的老碉楼，经历了3次大地震，还据守在5座大山的脉气汇聚之处。而新碉楼的建造并非出自他们之手，建筑方式不符合传统工艺，“至关重要的选址也是由村委会和建筑商仓促完成，不符合族人的风水知识。”杨俊清说。

2008年大地震之后连续3年的次生灾害，磨损了这个村庄的生命力。2009年冬天，阿尔村连下了3天50年一遇的大雪，严重的雪灾让辣椒、卷心菜都烂在了地里，损失惨重。2010年夏天村里大旱减产，村民在新祭台上做法事祈雨，结果随后就是连续几天的大暴雨，形成的泥石流又让农田损失巨大。2011年跟着又是山洪暴发，冲毁了一些新房子和新祭台，菜地继续遭灾后，一些农民抛荒土地进城打工。

频繁的灾害打断了羌族文化传习所的建设。这座选址在河谷中央的传习所，由县文化局打造，原本建成后将供村民做羊皮鼓舞、羌绣、草药等各种学习小组，可是从2010年开工以来，到现在还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框架。

阿尔村民的夜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火塘曾经是羌寨家庭里最重要的空间，亲朋好友在这里取暖、煮饭、喝酒聚会、晚上摆龙门阵。但地震之后，大多数的家庭没有在新式房屋里做火塘的房间，“晚上，越来越多的家庭习惯在客厅里看电视，村居生活里重要的火塘聚会却越来越少了。”俞正国说。

没人说得清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许和电炉、电饭煲、冰箱甚至洗衣机更多地进入家庭有关，也许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关，也许和村里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有关……”杨俊清猜测。

2010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场车祸，差点让这位热衷文化推广的释比丧了命。而如今大部分的家庭放弃了种蔬菜的生计，秋收时没有村民间的互助，继续种植的家庭也不得不减产。

集体过羌历年的习俗也不那么容易维系了。家里吃的比庙里还要好了，过年不需要去庙里吃羊吃鸡，年轻人也对传统仪式不那么感冒了。

村里旅游开发的招商引资正在进行，尽管丧失信心的年轻人陆续离开了村庄，杨俊清还是对阿尔村的未来抱有希望。用旅游来支撑，拓宽村庄道路，从而实现山上采摘的草药、菌菇和蔬菜、羌绣等就地销售，羌寨民俗、本地美食和原始森林探秘可以留下游客。这是他可以想到的村庄的唯一前景。

“如果有了合适的开发商，村民们还会回来。”他说。

而在张原主持的生计恢复和文化保护一期项目结束之后，刘源对二期、三期能否展开却不抱什么希望。“传习所没建成，村民快跑光了，任何传习小组都没法建立。孩子没了，小学和家庭教育没法展开。”

张原从中汲取教训，政府、NGO都不是救世主，3年恢复重建之后，生计恢复和文化保护的社会重建才刚刚开始。“破碎的灾区需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修补，而这个过程，没有当地人的参与，对当地的真正的尊重和理解，是很难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