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对公交一卡通20元押金的质疑已经喊了6年，今天或许是个能等来“说法”的日子。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分别回复王宇称，4月18日他们会把对公交一卡通信息公开的相关信件寄出。

　　王宇是北京市民刘巍的代理人。今年2月刘巍不小心将公交卡折断了一角，导致该卡不能使用，她想退卡，把卡内的180元余额取出。但工作人员告诉她，余额可以退，但需办理手续，然后再过7天才能取款，20元押金则因卡损坏不能退，且没有发票。

　　刘巍和王宇就为这20元较上了真儿，想要一个说法。她们找到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找到北京市政府、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请求公开这笔押金的明细和用途。

　　自北京市公交一卡通（以下简称“一卡通”）2006年5月10日全面启用以来，对其20元押金的争议就没停止过。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3名大学生为此状告一卡通公司；2007年，律师董正伟又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胜诉，拿到40元赔偿金，但法院仅将此作为个案处理；2008年3月，北京市民肖均佑状告一卡通公司案一审开庭；2008年，董正伟拿着2007年的胜诉调解书又向国家发改委举报全国一卡通押金问题；6年来，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华磊邦得集团董事长石向阳6次提出提案，建议公开“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

　　盯住这20元押金的一轮轮较真儿就像一场接力长跑，可问题还没得到解决。现在，换成刘巍和王宇拿起“接力棒”，继续“死磕”。王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近有几个陌生人找来，就为了说一句话：“这是好事，一定要做下去。”

　　现在，王宇正“期待着收到这封应该已经寄出的信”。

　　20元不是小账

　　促使刘巍拿起“接力棒”的，是工作人员撂下的一句话。

　　王宇告诉本报记者，刘巍退卡不顺后，又拿出100元，要求再办一张公交卡，20元为押金，80元为充值金额。工作人员只给80元发票，那20元不给收据或凭证。刘巍问为什么不给20元押金的收费凭证，对方答：“公司规定，发卡押金是不给开发票的，退卡时退回押金。”

　　而刘巍那张损坏的卡既不给退费，也不给开票据，原因也是一样：“这是公司的规定。”

　　“花了钱，索要发票是消费者的权利。一个公司的规定，难道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刘巍想不通。

　　她更想知道的是，20元被白白拿走，却得不到任何收据、发票，对于北京市这个20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几乎人手一卡的情况下，有多少资金将处在政府监管之外？这些资金又被用在了何处？受益人是谁？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5月，北京市已发放公交一卡通4000万张。刘巍认为，按每张卡缴纳20元押金计算，目前押金总额超过8亿元，若按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3.5%计算，仅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2800万元。

　　王宇说，这20元收得太不透明了。

　　经过收集和走访，刘巍和王宇总结了目前北京一卡通退卡的种种障碍。

　　首先，网点少，位置难找。目前北京有一卡通充值网点613个，分布在地铁站、公交站，但退卡网点仅有59处，不到总网点的10%。卡内余额高于100元的，只能到西单民族宫的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

　　其次，退卡难，时间长。卡片的定损由公司解释和认定，有市民反映，“卡面上有两条小细纹也算坏卡”。按照一卡通公司规定，如果卡片消磁或损坏，不仅20元押金无法退回，当天也无法退回余款，必须进行退资申请，10天后来领取退款。

　　而且，如果卡内余额超过100元，要按卡内余额的10%收取手续费。

　　由于退卡点少，退卡点常常排着长队，许多人望而却步，干脆不退了。

　　王宇看见，不少“黄牛”守在退卡点附近，以5到7折的价格收卡，“从制度的漏洞中赚取差价。”

　　“小账本包含着民生问题的大意义。”王宇说，作为公民“有义务一查到底”。

　　3月20日，刘巍向一卡通公司快递《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一卡通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此后一卡通公司向媒体表示，未收到这份申请。

　　3月28日，王宇将修改后的信息公开申请，送到位于金融街的一卡通公司。

　　她们向一卡通公司提出的问题是：1.自2007年至2011年，每年所有一卡通的押金总额产生的利息数额、用途及所属；2.自2007年至2011年，每年所有一卡通的卡内余额的平均流量、利息数额及用途；3.IC卡20元成本明细。

　　随后，王宇又将4份不同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通过快递发往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市发改委、市财政局投诉受理中心和市审计局。

　　3月29日，北京市发改委、财政局和市审计局，分别通过电话和挂号信回复，称15个工作日内会有答复。

　　“蚂蚁绊大象”

　　一卡通公司的全名为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其网站公告显示，该公司股东构成有商网有限公司、北京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等。

　　最早就20元押金起诉一卡通公司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

　　“这就像一只蚂蚁去绊一只大象，是不可能的。”当年的法学院二年级学生小林如今已参加工作4年了，说起那次的“年轻气盛”，他仍然认为，“如果蚂蚁多的话，情况可就不一定了。”

　　一个企业收押金的依据是什么？20元的标准是怎么确定的？收的押金怎么管理？押金沉淀的利息哪里去了？几个大学生觉得，想要弄明白就应该靠“法大人”，靠诉讼。

　　小林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他认为“这么小的事不太好去请教教授”，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商量着写的起诉状和代理词。

　　小林前后跑了几次，直到2006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才受理此案。

　　在法庭上，一卡通公司代理人称，“一卡通”使用的芯片是飞利浦原装进口的，在国内由专业厂家组装，成本较高。且收20元押金，已被北京市发改委等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批准。此外，收取20元是为了督促使用者用心保管，不要随意乱丢。

　　2006年12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驳回小林要求返还20元押金中，除4元成本外的16元的诉讼请求。

　　但小林他们认为，相关文件不能说清收20元押金的理由及成本核算等问题。

　　2007年1月，小林他们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小林委托代理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希望法院鉴定“一卡通”的制卡成本。

　　该要求被一卡通公司当庭拒绝，理由是制卡成本属于商业秘密。

　　2007年，律师董正伟也开始“绊大象”。

　　他年初使用的一张公交一卡通出现问题，读不出信息，在申请退卡过程中，他被告知一卡通是被“人为损坏”的，不能退还押金。

　　董正伟发现，根据《合同法》和《担保法》的规定，20元押金并不符合定金标准，不应当收取；而2001年有关部委发文明确规定，城市公共服务领域不允许收成本费，这20元的押金收得名不正言不顺。

　　董正伟向法院提起诉讼。不到两个月，判决下来了，董正伟胜诉了，拿到了40元赔偿金，“退一赔一，双倍返还”。

　　但他并不完全满意这40元，是以“交通补助”的名义发到他手里的。也就是说，法院把这件事作为个案处理，完全没有上升到一卡通收取押金违法的层面，更没有纠正这一不当行为的意愿。

　　于是，他又一次上诉，起诉国家发改委。这一次法院没有立案。

　　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实施，董正伟“又看到了希望”。他拿着前一年胜诉的调解书向国家发改委举报一卡通押金问题。几个月后，国家发改委将此事委托北京市发改委执法。

　　2009年3月1日，董正伟收到北京市发改委的回函，称“正在清理相关文件”。

　　他以为，这就是“含蓄地暗示要取消押金”，但最终董正伟失望了。他觉得，让政府机关“自己对自己执法”，是件很尴尬的事，注定只能敷衍了事，毫无作为。

　　“死磕”是为了促进政府高效、透明

　　其实多轮“死磕”绝不是毫无效果。

　　2007年1月，一卡通公司总经理汪连启说，媒体说IC卡成本只有1元，但北京市政IC卡芯片全部是进口的，国际成本价在1美元左右。

　　20元成本的明细也被公布：1.招标采购的卡片制作费：10.16元/张（含进口飞利浦4K芯片和卡片材料及加工费）。2.卡片初始化费：3.10元/张（含初始化软件费、发卡机费用及人工成本）。3.卡片配件费：3.88元/张（含《发行使用办法》、卡片制作、发卡耗材、卡片票据费用等）。4.卡片检测费：0.05元/张。5.卡片损耗及维修费：1.43元/张。6.卡片销售费用：1.24元/张。7.配送及仓储费用：0.50元/张。

　　今年3月28日刘巍提出发票问题后，一卡通公司表示，此前国税部门未予提供单张手撕的20元面额的发票。近日国税局已印制了一批正规的押金发票。目前押金发票已提供给各退卡点，相关人员也已完成了培训。

　　没几天，有记者又去一卡通退卡点，工作人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0元押金可以开发票。

　　在王宇看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进步，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对一卡通的质疑都没有取得“一蹴而就”式的胜利，但“小小的胜利”还是有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丢过“不下10张”上海公交一卡通。2006年，10多家媒体连番报道，于海也频频就此接受采访。没几天，上海交通部门就发表通告，要研究押金数额的合理性。半年后，上海一卡通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其中，一卡通押金由30元降到20元。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一卡通押金问题，反映出公共服务产品中，垄断企业定价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没有监督，全由决策部门说了算。“如果形成利益同谋，在消费者身上谋求利益，就会影响政府诚信”。

　　董正伟期待着政府能直面这个问题，“千万不要混淆了押金和成本的概念”。

　　王宇以《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为依据说，公交一卡通不应该收费，即使收费，也就是收取工本费，类似仓储费、初始化费、检测费、配件费、维修费、销售费等费用应算作成本，“成本”和“工本”虽是一字之差，但含义不同。

　　小林认为，这件事的意义“就像一只蚊子，时不时叮一下偷懒的牛，也许效果不一定很大，但有时也能让懒牛抖个机灵。”

　　本报北京4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