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是怎样被“杀死”的？
【导语】
北京时间8月23日下午，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这不但是中国科幻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一奖项，也是亚洲人的第一次。雨果奖与星云奖一起，并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科幻奖项。
刘慈欣获奖，意味着中国科幻终于走出本土。中国科幻小说自梁启超、鲁迅引入中国以来，一百多年来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草创之初，战乱不止，随后又经历种种政治运动，将要发力之时，又逢各种通俗文学如雨后春笋般占领市场，科幻小说只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直至2010年末，刘慈欣的《三体》成为网络上热议的焦点，中国科幻小说不仅藉此从小众走向了大众，更走向了世界。在这艰难的过程中，为什么是《三体》成为了中国科幻的代表?
梁启超和鲁迅，将科幻小说引入中国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在这本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杂志上，凡尔纳的《海底旅行》被分类为科学小说，开始连载。
刚刚留学日本的鲁迅也订阅了《新小说》，此时的鲁迅相信科学救国，但他觉得科学理论未免太过艰深，借由小说的躯壳，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03年的秋天，23岁的鲁迅开始翻译《月界旅行》。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终于出版，收入《月界旅行》和另一篇同为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底旅行》，可惜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1000册，下册印了500册，而一共卖出的也不到100册。
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出现在1904年的《绣像小说》杂志上，连载了一篇名为《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是谁已无从考证。《月球殖民地小说》共三十五回，大约13万字，没有写完。
其实，晚清时并无科幻这种说法，当时通行的说法是“科学小说”。晚清的科学小说主题上多表现为呼吁科学救国、批判封建迷信、唤醒民族意识……但是“辛亥革命”后，科学小说迅速没落，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虽然著名作家老舍也写过《猫城记》这样的科幻小说，但是兵荒马乱之际，科幻小说难敌各种政治小说、乡土文学、都市新潮传奇的夹击。
上世纪50年代，为科普而科幻
1949年后的中国，深受苏联影响，科幻也不例外。事实上，科学幻想小说一词就是翻译自俄文，科幻是科学幻想的缩写。由于苏联科幻界推崇凡尔纳，1957—1962年间，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俄文版《凡尔纳全集》，并隆重出版。
而在原创方面，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成为中国科幻第一次高潮到来的标志。
《从地球到火星》是一个短篇。讲的是三个中国少年渴望宇航探险，偷开出一只飞船前往火星的故事。虽然篇幅不长，情节也不复杂，但却是1949年后第一篇人物、情节俱全的科幻小说。这篇小说竟引起北京地区火星观测热潮，人们排着队去建国门的古观象台观看星象。
继郑文光之后，大陆出现了一大批科幻作者。因为当时的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体制，苏联文学中有科幻这个门类，中国也要有。只是当时没有专门划出“科幻文学”这个单独的分类，而是将它视为科普创作或少儿作品。
相应地，科幻作者的艺术贡献如果要得到承认，则需参加各级科协下属的科普作协，或以儿童文学作者的身份加入中国作协。这个惯例延续至今，使出版界一直将科幻文学视为某种儿童文学，或者某种科普作品，不过文学界又不承认它的价值。
天津的迟书昌、四川的童恩正、江苏的肖建亨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不过，写作科幻小说在当时被看做是“唯心主义思想”，在随后的“文革”中，科幻小说作者受尽折磨，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刘兴诗因为六篇科幻小说吃尽苦头，发誓决不再写任何文章。
1977-1983，中国科幻的黄金六年
1976年春，叶永烈发表“文革”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科幻创作也有了回暖迹象。
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1977年至1983年间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令无数国人热血沸腾。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很多人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
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也是敞开大门。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
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科幻遭毁灭性打击，至今仍未恢复元气
正当中国原创科幻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时，一场历史寒流造成了灭顶之灾，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科幻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这样浮出水面。科学家们从科普的角度批评小说中的错误，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郑文光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
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之后，科幻四大重镇中有三处几乎归零，唯有四川成都还保留有一线血脉。1984年四川省科协提出，如果《科学文艺》想继续干下去，就得自负盈亏。《科学文艺》正是通过这道口子活了下来，并于1991年更名为《科幻世界》，并且几乎撑起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科幻。但是直至今天，中国科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与80年代相提并论。
《三体》的出现，才让中国大众重识科幻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也有新的科幻杂志出现，但大多只是在小圈子里有一些影响力，社会大众没有了80年代对科幻的热情，直至《三体》出现。
《三体》2006年5月到12月在《科幻世界》上连载，当时就引发了读者的狂热追捧。
到了2010年12月，在万众期待中，刘慈欣推出了“三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体3：死神永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售出10万本，出版社不得不紧急加印，以满足读者狂热的购买需求。
科幻在中国低调了20年，《三体》用什么魔力让它重回大众视野?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写道：“《三体》对历史的反思，《三体2·黑暗森林》对道德的超越，到《三体3》发展成为全面的宇宙社会学、宇宙心理学、宇宙生态学的建构……刘慈欣的作品，也因为他逆流而上，发扬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为中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这种终极的关怀和追问，又是建立在科学的逻辑和逼真的细节之上，这就让浩瀚的幻想插上了坚实的翅膀。”
媒体人王烁说：“在《三体》系列里，理想主义受尽凌辱，但薪尽火传，不绝如缕。《三体》三女主人公程心的母性与温情，虽一再地被现实嘲弄为妇人之仁，但正是托赖这一点妇人之仁，宇宙得以历劫重生。理想主义在现实主义面前永远失败，但最终有属于自己的胜利。”
其实不只是《三体》，其它科幻文学这两年在中国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科幻作家韩松认为：“现实社会诡异的发展，有时候只有用科幻的方式才写得出来……而科幻作为一种‘高智力游戏’，探讨人类面临的种种当代难题，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并恰好填补主流文学中的某些真空。”
这正是科幻对人类的意义，《纽约客》杂志在推荐《三体》时也说：“一言以蔽之，刘慈欣的理性内核是对极限问题的哲学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命内质的局限?我们应当开拓，还是认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