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中青年学者的声音”研讨会6日在中央党校举行。来自中美两国的数十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就中美双边关系最新态势，东海、南海因素，非洲、中东等地区因素，经济、能源、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讨论。

　　警惕“潜流”：正视中美发展分歧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中美关系正发生三个方面的新变化：首先是两国战略上出现了一些分歧。美方认为中国外交战略变得强硬，因此美国准备实施新的对华抑制战略。第二是关于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美方在试图利用一些危机来调动盟国参与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来，来共同应对中国的发展。第三是中美之间的大国冲突形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在金融领域，有美国学者提出“金融武器化”的说法。金融与网络的结合可能比传统冲突方式更危险。

　　“潜流可能是更可怕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认为，虽然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中美政治关系基本稳定。但中美关系目前正向消极方向发展，未来两国关系往“政治上、战略上敌对”的新冷战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加大，“我们需要小心。”

　　美国《经济学人》杂志北京分社社长加迪·爱泼斯坦在会上以“泰坦尼克号”举例，指出中美关系存在“条块分割”，比如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分区，还有东海、南海问题、网络空间管理、非政府组织管理等分区。他说，“在某些关系分区中美合作非常好，但是另一些则存在问题。我们必须小心，不能因为在某些分区的成功而忽视问题分区。”

　　南海问题：要注意日本这个变量

　　谈到南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杨丹志认为这是一个和政治、安全密切相关的议题：“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是衡量中美关系成熟和稳定程度的试金石。”在南海问题上，中美处于不同的困境，杨丹志提出，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是，按照中国现在的体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有别于过去的积极举动，都会很容易被周边认为是一种改变现状的强硬之举。而美国的战略困境表现为，一是美国不愿意过分地刺激中国，二是美方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战略资源在其他地方被消耗，质疑是否有必要在南海投入精力制衡中国。

　　美国进步中心东亚、东南亚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项目主任布莱恩·哈定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并不是南海领海领土争端的一方，但是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对于美国来说是利益攸关的。”哈定强调，美方不希望动用武力改变现状。对于南海岛礁建设，哈定提出“中国是不是愿意要冒‘单边主义’行为所带来的声誉上的风险。”

　　对此，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杨青直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单边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是不成立的。“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搞建设，不是单边行动。美国抛开联合国去打伊拉克，我认为这个叫单边行动。”

　　中美如何解决在南海问题上的所谓纷争?杨丹志提出五点看法。首先要有战略自信和互信，其次需要有必要的危机管控，第三要坚持由争端方来解决主权争端。第四，加强防务、外交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第五，通过人文交流从侧面推动南海局势缓解。

　　同时杨丹志强调，南海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它的走向不至于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他说：“总体上讲，美国应给崛起中的中国更多足够的空间，中美双方通过交流合作，在规则制定、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共同努力，肯定有助于地区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进一步指出，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要注意日本这个变量：“尤其要注意日本决策者利用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达到其自身目的，从而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双边合作：加强人文交流 构建全球公共品

　　虽然中美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指出，合作才是中美关系永远的选择。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梁亚滨也认为，如果中美两国努力管控分歧，开创一个稳定的、合作的局面，未来一定会是光明的。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在会上指出，历史证明，智库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表示，中美两国智库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从学理上、思想上探讨中美关系交往的方式与应对风险之策，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

　　而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则强调了中美加强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他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中美人文交流本身优化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郝平解释，当中美关系出现低谷的时候，应多加强人文交流。新的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整合了教育、科技、文化、体育、青年等方面，有利于中美人文交流的长远、整体和可持续发展。

　　对此，科文顿北京办公室合伙人夏尊恩认为，中美商界之间的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是平衡两国关系的力量。他表示，商界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或者平衡的力量，如果情绪变化，会带一些影响。”而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监管措施等方面的变化正影响着美国商界对中国的看法。

　　不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赵磊指出，中国的深化改革和开放在同时进行，而且开放的脚步还在加大。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需要适应中国改革的新趋势。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也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过他表示，近几年它的角色和作用受到了一些削弱。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不仅要维持经济贸易关系的稳定和正常，而且要共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经济复苏增长做贡献。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洪俊杰提出了“中美应跳出双边关系的局限，积极构建全球公共品”的建设性意见。他解释道，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两国能够提供的最大公共品。首先应保证中美两国的和平与稳定，除此之外，还应解决中东、非洲等其他区域的问题。

　　合作中东：或成中美大国关系新契机

　　在中东问题上，布热津斯基委员会高级副主席乔恩·B·奥尔特曼指出，中东正在给中美之间提供越来越大合作的空间和合作的潜力。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部主任梅兰妮·哈特也认为，中美两国加强合作或能促使两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伙伴关系，或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指出，中美在中东问题上有很多分歧，比如相较于使用武力，中国强调用政治途径解决中东问题。但是总体来说，相较于分歧，中美合作更为重要。中美在中东地区有相同的目标，如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和难民救济、维和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高祖贵也认为，中美都希望中东地区保持安全和稳定：“对中国来说，首先，中东也是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东、阿拉伯国家是一个重要区域。其次，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密切，投资、人员以及油气合作增长较快。同时，中东恐怖主义势力扩大的外溢效应，同样也是中国的安全关切。”

　　对于中美如何合作以有利于中东地区摆脱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王林聪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是加强中国、美国和中东三边对话机制和合作平台建设，其次应该思考怎样从根本上遏制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极端化思潮。高祖贵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同行们总希望中国用美国所希望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构建军事安全同盟，但是中国发挥作用的首要方式是开展经济合作。不过，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合作不能孤立来看：“美国如果在中国高度关切的其他领域，比如东海、南海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照顾’，可能中国和美国合作的动力会更强。”

　　十字路口：合作是中美解决分歧的着力点

　　张之香认为，美中关系从历史上就是起伏摆动的，而目前已经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也指出，中美关系到了十字路口，而且是最后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对两国来说带有根本性、战略性的影响。

　　然而在此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华盛顿却有人讨论是否应把重点从与中国合作转向遏制。对此，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主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艾米·塞利科指出，遏制中国是短视的，对抗将使两国关系陷入下降螺旋，合作是中美解决分歧的着力点。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梁亚滨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对双方政府来说都将是最好的战略选择。他表示，对于美国来说，如何能够正式接纳不断发展、壮大但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挑战。而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面临着一个选择，即如何使自身行为规范更加符合现行的一系列国际制度。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赵磊认为，“相互交往的不可选择性”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全球事务中，中国离开美国不一定能行，美国离开中国也不行。“既然不可选择，我们就要真正塑造一些中美关系的正能量，用正面的话语去表述中美关系：用悲观的视角审视问题，但是用乐观的心态塑造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