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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外资撤离潮”以前没有出现，以后也不会出现。虽然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我们对外资的需要没有改变，只是需求方向在变化

　　手表制造商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关闭;

　　日本松下公司表示将从中国撤出两条彩电生产线;

　　微软决定逐步关停原诺基亚在华两家手机生产线……

　　今年以来，一些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的消息，引发“外资撤离中国”的担忧。

　　那么，外资真的跑了吗?

　　所谓“外资撤离潮”不会出现

　　利用外资有进有出，但总体进大于出，去年我外资流入量首次居世界第一

　　“如何看待外资是否撤离，关键要看事实。”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列举了几组数据：

　　看数量，全国吸收外资稳步增长：

　　一季度，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861家，同比增长22.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48.8亿美元，同比增长11.3%。

　　看质量，吸收外资结构正在优化：

　　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上升，2014年这一指标达到55.4%，高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

　　资金密集度进一步提升，2014年新设企业平均合同利用外资金额812万美元，同比提高13.9%。

　　外资区域布局日趋合理，2014年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比为18.1%，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横向比，更看出“风景这边独好”：

　　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1.26万亿美元，比2013年下跌8%。中国吸收外资却逆势上扬，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7%，外资流入量首次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俄罗斯、巴西等主要经济体。

　　“利用外资有进有出，但总体进大于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外资撤离潮’。”沈丹阳说，新常态下中国市场涌现大量新机遇，吸引更多新的外商投资者纷至沓来。

　　这些年，确实出现了个别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的情况。沈丹阳认为，这主要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发生经济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外资企业出现不适应，他们或者转型，或者转移，这是利用外资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总体数量有限，“不用大惊小怪”。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认为，所谓“外资撤离潮”以前没有出现，以后也不会出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对外资依然魅力十足。

　　创新监管，提升效率。1月《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对外商投资的逐案审批体制将取消，转而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方式。

　　放宽限制，释放利好。4月10日，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始实施，鼓励外商投资半导体、液晶面板、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赢得一片点赞。韩国三星集团中国副总裁姜俊暎表示：“中国政府放宽外资准入，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优化服务，改善投资环境。新常态下，我国很多地方吸引外资不再靠低成本劳动力、超国民待遇等方式，而是强调通过创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利用外资的“软环境”“硬”起来。

　　外商依然看好中国。上海美国商会日前发布的《2015年中国商业调查》显示，有73%和75%的受访企业2014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或收入增长，有67%的受访企业计划2015年扩大在华投资。

　　“今年，我们对中国吸收外资在全球名列前茅充满信心，全国吸收外资规模还将保持稳定。”沈丹阳说。

　　高水平外资对中国仍然重要

　　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6亿美元，同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后是否还需要外资?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我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后，由外商直接投资弥补我国资本短缺的意义减弱，但并不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正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对研发、营销等领域的外资需求在增长。高水平的服务业外资，对弥补国内高端服务供给不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可以发挥带动作用。

　　“我们对外资的需要没有改变，但需求方向却在变化。外商投资想要在中国获得更好表现，需要准确把握中国的新机遇。”沈丹阳说。

　　中国市场机遇在扩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中国市场的机遇不仅源于规模扩张，而且源于需求结构快速升级。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会带来很多新需求。居民需要消费更多更优质的信息、医疗、健康、金融、文化等服务产品，跨国公司在这些领域有一定优势。

　　中国投资机遇在扩大。

　　新兴产业对外资吸引力正在凸显。日前，总投资3.7亿元的北京西门子汽车电驱动系统(常州)有限公司正式奠基。新的合资公司，将承担更多研发功能。

　　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前景广阔。与此同时，经济转型过程中，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带来更多投资机遇。

　　中国绿色机遇在扩大。

　　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提出，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承接高端产业转移。鼓励外资在研发环节投资，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

　　隆国强表示，中国正转向绿色发展，在新环保理念与标准下，企业要大规模更新更为高效环保的生产设备。日本夏普公司已将健康环境产业列为今后在中国投资的战略重点，还加强了针对中国市场的本地化研发，去年开发出带PM2.5检测功能的空气净化器。

　　推动利用外资更上层楼

　　改善外资管理体制、扩大外资市场准入、优化外资促进机制

　　新常态下，中国利用外资同样面临不少新挑战。

　　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复杂多变，国际投资尚未恢复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发达国家力推的“再工业化”，吸引海外投资回流;一些新兴经济体推出鼓励外资进入的措施，对我国利用外资产生一定的分流。

　　从国内看，过去我国土地、劳动力资源充裕，利用外资空间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已经改变，传统的引资方式已经行不通。

　　新常态，新思路。推动利用外资更上层楼，需要进一步做好改革开放的大文章。

　　4月21日，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挂牌。加上上海，我国由南到北四大自贸试验区“连点成线”。从190项到139项再到122项，4个自贸试验区统一适用的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再度瘦身，开放度和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以开放的主动，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刘元春说。

　　——着力改善外资管理体制。

　　“想要利用外资跑得更欢，首先是要松绑。”刘元春说，我国外商管理体制应加快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尽量减少外资审批。一方面，应继续在自贸试验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创新监管手段，完善信息平台，逐步建立完善备案和信息报告制度，建立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体制。

　　——继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刘元春说，外资领域扩大开放，应推进负面清单再“瘦身”，尤其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当前，虽然我国人才红利吸引跨国公司加速向中国转移研发等服务活动，但也应考虑出台更有针对性的鼓励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地区性总部等功能性机构，以提高外资水平。

　　——优化外商投资促进机制。

　　“过去，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中存在不同程度‘多滥假’问题”，刘元春说，政府应该树立科学的投资促进理念，杜绝层层考核、压指标等做法，推动吸引外资从拼优惠政策向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转变，从政府主导向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