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商事制度改革:办执照费用从723减至2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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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商事制度改革,本月迎来一周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改革一年来,受益最大的是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改革后,这类企业大量涌入市场,相比2013年同期增加61%。改革也使小微企业的注册时间缩短,其中近半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天内完成注册登记。改革前注册的小微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所需的平均费用为723元,改革后减至272元。参与此次调查的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李强介绍说,上述费用不仅是证照费用,还包括在申报证照过程中的其他支出,如“人情支出”等。

  对话背景:全国商事制度改革一周年

  对话人物: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李强

  对话缘起:商事制度改革与小微企业评估报告

  报告把商事制度改革具体为7项措施

  北青报: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商事制度改革是什么?

  李强:我们在报告里把这项改革具体为7项措施,如注册资本“实缴”改“认缴”,部分前置审批后移,“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制度”,工商注册网上办理服务,启用电子营业执照,住所申报登记制度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大家不太熟悉第一个,“实缴”改“认缴”就是原来企业注册说有10万资本,就得把10万资本拿到政府部门过一遍,现在不需要了。年检变年报,以前是工商部门每年去检查,现在只要企业在网上更新信息就可以了。

  我们可能觉得是很小的事,到了基层就是非常大的事。以前公司想要注册,要跑很多趟。你需要注册资金,不少人为了准备注册资金找中介公司,甚至造假。你需要首先办好各种许可证。所有这些手续都要跑各种政府部门。比如办住所证明,要到街道办事处去开,有时会相当麻烦,并不是所有部门的办公人员,都能秉公办事。

  改革让注册企业想请人吃饭都找不到人

  北青报:从调查来看,这项改革举措的效果怎么样?

  李强:我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学,对最近几十年来政府职能转化的改革有过研究。我个人总的印象,以及同我一起负责调研的几位经济学、管理学教授总的感受是,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代表的改革,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动真格、最彻底的一次简政放权的改革。

  北青报:您用了两个“最”。

  李强:从我们的研究判断,上世纪90年代后,政府总的倾向是在扩权,现在的倾向是在放权。

  北青报:报告里说,改革从制度上促进了廉政建设,怎么理解?

  李强:政府转变职能是从制度建设角度促进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政府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权力太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扭曲,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调查发现,改革确实改变了政府的形象。

  北青报:比如哪些地方?

  李强:像东莞,改革试点从2012年5月开始。在东莞,注册大厅变得跟银行大厅一样,注册企业是“5115”制度。注册排队拿号不超5分钟;排队叫号不超1小时;正常情况下,企业注册资金不需实缴,企业场所不需提供证明,1天内就可拿到营业执照;最长的情况下,5天内要让企业拿到执照。这种由一个政务大厅统一办理公司注册的情形在各地已普遍推行。

  另外,东莞采取比较好的一条龙服务,建立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由市长挂帅,并由一位副秘书长牵头,利用政务网络,把证照的相关部门联系起来。工商部门发完执照后,将执照信息输入政务系统,写明开业还需要哪几个证,相关部门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去审核是否合格能否发证。注册企业的个人不需要跑了,基本上,连一顿请人吃饭的机会都没有,见不到人了。

  商事制度改革会带动政府机构改革

  北青报:商事制度改革促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李强:中央是把商事制度改革当作“先手棋”、“当头炮”,词用得很好。以它为抓手,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的企业主体与市场的关系。像东莞那样改革比较彻底的地区,十几个部门管理经济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商关系改变了,政府职能转变了。职能转变的下一步,会带动政府机构的改革。

  北青报: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作用呢?

  李强: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东莞,改革前注册小微企业和个体户43万,改革至今已达63万。

  配套改革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关键

  北青报:商事制度改革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吗?

  李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配套改革,形成统一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落实改革,真正让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不仅要工商部门全面推进已出台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各种许可证的办理程序更为简捷透明。我们的调查显示,办齐各种证在改革前需要30天以上的比较多,改革后近半数认为需要20天到30天,时间还是较长。

  如何从注册前的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的严格监管,是个大问题。调查中了解到,工商部门正探索对市场主体实行“宽进严管”相结合的新思路,其中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是强化信用约束机制,构建以信息公示、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系。

  信用约束机制的效果在一些较早实施的试点地区已显现。这些地区借助政府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企业基本信息、审批许可资质信息、违法违规不良信息、表彰奖励信息等内容,形成众多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监督的网络平台,在企业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制度对企业有很大威慑作用。譬如食品企业销售了不安全食品,现在的做法是政府给予处罚,但很少人知道企业的行为。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后,企业所有奖惩信息都会记录在信息平台,政府其他机构、银行乃至消费者都可查看,这对企业是很大的制约。调查中发现,相当比例的企业认为建立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能增强企业自律。

  充分发挥信息监管平台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各部门统一协调。实施配套改革,统一协调各部门的行为,恐怕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关键。

  由学术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估很有必要

  北青报:为什么会想要做商事制度改革的评估报告?

  李强:去年3月全国开始商事制度改革,我们非常关注。如果能对此有一些调查评估,调查结果既可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参考,也可为学术界研究小微企业积累数据和资料。所以,我们当时就跟国家工商总局写了报告,希望开展这方面调查,并希望他们能提供支持。

  北青报:为什么要向国家工商总局寻求支持?

  李强:做调查需要有一个抽样框,就是从哪些企业中选择调查的样本。没有工商总局支持,没有企业注册数据库,抽样框获得就会困难很多,也可能不够准确,影响调查质量。此外,还需要在各地与小微企业座谈,与工商管理部门座谈,这也需要地方配合。

  北青报:工商总局反应如何?

  李强:他们很乐意,他们也希望从第三方机构了解社会及企业对商事制度改革的评价,了解小微企业的实际状况。我们在调查中各地工商局给了不少支持。中国目前进行企业调查是很难的,很多企业主太忙,不愿接受访问。由于有政府部门支持,问卷应答率相对较高,使我们收集到一些宝贵的小微企业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使我们完成了对商事制度改革的评估报告,还可以将来开放给学术界。

  北青报:最近第三方评估比以前多?

  李强:以前有但很少,现在越来越重视。现在为什么可以做,一方面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实施情况有了解意愿,学术机构、社会机构有热情去做,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有另外一个视角来了解政策的情况。

  北青报:在报告结尾,提及希望政府探索将第三方评估常态化?

  李强:我们希望政府不仅通过下级汇报来评估,或者一些自己的研究机构来评估,我们认为还可以通过学术界来提供评估。有时候,我们的报告政府很不喜欢,但“不好意思”,负面只能负面,我们毕竟是学术机构,不能声音都跟政府一样。我们是做学问的,是学术中立的机构。

(中新网 小编)
【责任编辑: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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