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推荐”看似不带有强制性质，但稍稍注意就会发现，这些中介往往有政府部门的背景或与政府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中介也被媒体称为“红顶中介”。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专门提出这一问题。九三学社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交的一份提案中指出，随着简政放权的不断深入，行政审批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在行政审批之外又拦起了一个高高的门槛。这些第三方中介机构往往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才有“红顶”一说。

　　目前涉及企业的“红顶中介”事项有多少？九三学社的提案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一个产业项目，企业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到竣工验收，需要9～20项中介报告，整个流程长达300多天，涉及12个委办局、20多个科室，经手150多人次。

　　全程参与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涉及企业的中介事项加起来有30多项，比如环境评估、节能评估、消防评估、安全评估、施工图纸评估等。

　　据报道，在近期召开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指出，所谓红顶中介其实就是“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他说：“我去一些地方考察时看到，政务大厅里面的收费都取消了，但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服务的中介公司，里面还坐着几个‘大盖帽’，要办事的民众，都要来这里先走一趟，这不是‘暗度陈仓’吗？！”

　　王满传认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中介事项，正在蚕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宝贵成果。”因与政府的关系，“红顶中介”占据着垄断地位。这样一来，它向企业提供的中介服务往往价格高、耗时长，而且还不规范。一些“红顶中介”甚至与某些政府部门或领导存在利益输送关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直言，“红顶中介”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放权。“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不愿意放权，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在作祟。因为他们手上现有的权力养了一批人，甚至肥了一批人。”张孝德说，想要治理“红顶中介”，必须进行触动现有政府部门权力以及背后利益的改革。这既需要政府系统特别是中央政府以身作则，更需要社会监督。

　　“‘红顶中介’的问题提醒政府，在简政放权改革中，不能只将眼光聚焦在政府部门手中的权力，更要关注那些与政府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甚至企业身上。”他认为，中介事项实际上就是技术性服务，应该属于企业行为范畴。只是由于长久以来这一领域的市场发育滞后，才会出现由政府部门或者其下属的事业单位来做的局面。未来，中介服务必须摘掉“红顶”这个帽子，走向市场化。

　　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制度创新。广东省惠州市就专门成立了“中介超市”，该市“中介超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办公室王国荣介绍，目前其使用财政资金且低于法定公开招投标限额的购买中介机构服务，不分金额大小，一律在面向全国招募中介机构入驻(无数量、地域限制，只要具备法定从业资质即可——记者注)的“中介超市”内，以全程公开的摇珠方式，选择中介机构。政府不再大包大揽，需要做的只是“中介超市”规则的制定与日常维护。

　　2014年12月31日，民营企业广东惠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通过“中介超市”随机摇珠中得了一项咨询服务订单。该公司负责人周先生说，通过“中介超市”，他们和“红顶”中介机构站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王满传表示，解决“红顶中介”问题，政府要全面摸清目前与第三方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要革自己的命，通过反腐败、事业单位改革等多项举措，彻底斩断与第三方中介机构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对于回归市场的中介机构，要像对待市场上其他企业一样，敢于监管、善于监管。“政府的改革是两个方面，一手是简政放权，退出一些本不该涉及的领域，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另一手是在该监管的地方要坚决监管，防止活动变得混乱。这两手都要硬起来。”王满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