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唯一在场者:警察打完他时已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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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来到儿子的墓地,母亲哭着对呼格吉勒图的墓碑说,“孩子,这些年妈妈一直在为你申冤,案子要再审了……”。 

  闫峰 呼格吉勒图案唯一在场者。1996年,他与呼格吉勒图同是卷烟厂的临时工人。

  ■ 对话动机

  闫峰与呼格吉勒图生日只差几天,是“很要好、很铁的朋友”。

  同样年龄,同样的工作起点,闫峰觉得两人原本会有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但18年前的那起奸杀案,“他死了,我的生活也扭曲了”。

  此后闫峰变得胆小,遇事就躲,18年里没跟人吵过架,尤其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死后,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卷烟厂,此后没有一份工作超过两年,没再稳定过;他37岁了,还没结婚。

  闫峰会偶尔梦到呼格吉勒图。18年没抹去闫峰记忆里的呼格吉勒图,一直是年轻的样子。

  他并不抗拒采访,他觉得有道义把当年知道的都讲出来。除此之外,他不愿多谈。闫峰说了很多次“不方便”,不方便见他的家人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不方便进入他的生活环境。

  见面地点是呼和浩特一家路边小餐馆。看起来,他不像37岁,衣服穿得年轻,脸也白净。闫峰说这是因为这些年总在换工作,没怎么干过重活儿。

  闫峰生活很单一。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当电力维修员,“有活儿的时候就去业主家里摆弄那些机器,没活儿就在值班室干坐着。”

  小餐馆里坐的位置正对门口,外面有人进来,门一动,他会下意识地抬头看一眼,但是对方一走近或者目光跟他碰到一起,闫峰会迅速低下头,端起茶杯却不喝水。

  他的朋友都是小时候认识的,问有没有1996年之后认识、关系很好的朋友,他想也没想就说“没”。

  他愿意回忆俩人以前一起游泳、到处玩的青春时光。但对现在的生活,问得多了,他会轻声嘟囔,“说这个有啥用呢,日子又不能从头来一遍。”

  他是我唯一能说话的人

  新京报:呼格吉勒图去世18年了,这18年里,你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闫峰:他被枪毙以后那段时间,还有就是赵志红被抓的那年,都是心里最麻烦(呼市方言,心里难受的意思)的。

  新京报:两次心理感受应该是不同的。

  闫峰:不一样。他被枪毙后的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我性格偏内向,爸妈都有些疾病,从小跟外公外婆长大,没什么说话的人。在卷烟厂车间,除了呼格吉勒图,其他工人都比我大。他是我唯一能说话的人。

  我们一起吃饭喝酒,一起游泳,一起去录像厅看香港的武打片,原本都挺好的。那个案子,我都没想明白怎么回事,报纸上就铺天盖地地说呼格吉勒图是强奸杀人犯,没多少天就给枪毙了。

  新京报:你相信过吗,呼格吉勒图是杀人犯?

  闫峰:我相信过。那时候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就报纸电视,报纸上绘声绘色地写,大家都相信。可能他家人不信,但是真正给呼格吉勒图讨说法,不也是赵志红落网之后吗。

  新京报:但你说过当时的报道很多是虚构的?

  闫峰:是,大多数跟我当天晚上的记忆都不一样。报纸刚出来的时候,我拼命跟周围人说,不是那样的,警察和报纸都在撒谎,但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觉得呼格吉勒图是坏种,我和他都是会偷看女厕所的流氓。

  新京报:最后是什么让你相信了?

  闫峰:最后说他指甲缝儿里面有死者的东西,还有血型什么的。

  新京报:到赵志红落网,才选择相信自己的记忆?

  闫峰:之前9年都很纠结,一会儿觉得是真的,想呼格吉勒图的为人,又觉得绝对不可能。赵志红被抓时我看报纸,当时还没人把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跟赵案联系起来,卷烟厂公厕的案子只有几句话。但是就那几句话,我就明白了,呼格吉勒图是冤枉的。

  新京报:你有时候会想,自己当时说的一些话让警察认定呼格吉勒图是凶手吗?

  闫峰:警察问呼格吉勒图为人怎么样,有没有看过黄色录像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问,我说他人很好,我们没看过。但警察翻来覆去问,还很凶。我就说没有,后来我说了一句呼格吉勒图跟我说过黄色笑话,这也是实情,我们那个年纪不是很正常吗?

  我说和不说,那个事情当天晚上他们打完呼格吉勒图就定性了,会有所改变吗?但是后来我也难受过,为什么不跟警察多说一些他是好人,当天10分钟的时间怎么够杀个人?

  酒醒后 日子还得过

  新京报:这些年心里难熬的时候怎么排解?

  闫峰:找朋友喝酒,呼格吉勒图之后我没有新朋友,就是找老同学什么的喝酒,喝到大醉,有时候大哭一场,到后来哭都哭不出来,就把自己喝到人事不省,一觉醒了,日子还得过。

  新京报:会跟周围的人说起他吗?

  闫峰:很少,那时候在外人眼里他就是强奸杀人犯,不想提。这些年也不大想跟周围人说,人都没了,说也难受。

  新京报:这些年都不怎么跟呼格吉勒图的家人联系?

  闫峰:很少,我其实挺怕见他家人的。因为坐在一起话题就少不了他,记者一采访他妈妈就哭,她一哭我心里就特别难受。赵志红落网那年,我自己去看过一次。

  新京报:会经常想起呼格吉勒图吗?比如喝醉酒之后,自己独处的时候?

  闫峰:他死的那年会,不知怎么的就在脑海里蹿出来了。有时候做梦会梦到他,但在梦里他也不说话,就是一个人影在那里。醒来后时常恍惚,总觉得他还活着,我们还能一块干活儿喝酒。后来慢慢就少了,喝酒也是为了不去想很多事情。

  新京报:除了网上公布的那些照片,你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闫峰:记得,要说也奇怪,毕竟18年了。记忆里他也不只是照片中的那个样子,很多样子,很活泼很仗义,有时候都不敢想他要是活着也像我现在一样老了,他的样子一直都是18岁的。

  恐惧一直伴随到现在

  新京报:你个人受这个案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闫峰:人们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没多久我就离开卷烟厂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工作超过两年。现在每月工资也就两千多一点儿,家里条件不好,对象谈一个吹一个。

  要是没离开卷烟厂,月工资应该是现在的三四倍,生活就会不同吧。那时我跟呼格吉勒图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从卷烟厂转正,如果没那事,我们肯定是第一批转正的。

  新京报:会觉得生活中的不顺心多多少少都跟这案子有关?

  闫峰:多多少少吧。人可能都这样,会想很多如果。如果当年没经过那里,如果当年不去报案,人生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案子,呼格吉勒图也好,我也好,都会遇到生活里的烦恼,也可能没那么成功,但好歹他是活着的。

  新京报:性格呢?

  闫峰:我本来就很内向,不太爱跟人打交道。这案子之后就更不愿意了,我变得很胆小、怕事。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18年,我去过很多地方,换过很多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吵过架,遇到事就躲,再也不会往上冲了。

  再有就是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让我彻底怕了。我见他最后一面他蹲在地上被铐在暖气片上的样子,我还记得。我也清楚地记得,警察审我时我亲眼看见自己两条腿都在哆嗦。那种恐惧一直伴随到现在,不想跟警察有任何接触。

  我也不知道去怨恨谁

  新京报:会因为呼格吉勒图的案子特别关注一些冤假错案吗?

  闫峰:河南那个赵作海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跟呼格吉勒图一样,也是屈打成招,受了很多罪。但是好歹他的命还在,命还在,他就是幸运的。

  新京报:关注那些案子会有哪些想法?

  闫峰:没有特别的,就是看看,真正身处其中,你就知道你什么也改变不了。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要等那么多年。还会想一个人还有与他相关的很多人的命运就能那么轻易被改写。

  新京报:对你来说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无形的?

  闫峰:是。我的痛苦肯定远不及他的家人,但卷了进来,这十几年的生活莫名其妙就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我现在还在看当年看的一些电影,生活在以前的圈子里,因为这样可能从心理上来说觉得比较安全。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玻璃厂,每天进车间头顶上就悬着好大一块玻璃,玻璃这东西,只要有点裂纹就会碎掉,我就每天战战兢兢的,后来就不干了,其实真的发生了吗?没有,但那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

  新京报:心里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或者一些人,生活被毁了而去怨恨吗?

  闫峰:我早记不得当时那些警察的脸了,我当时甚至不敢看他们。我也不知道,在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里,究竟哪些人昧了良心撒了谎,最后造成了这一切。说白了就是去怨恨,我也不知道去怨恨谁。话说回来,恨有什么用呢。

(中新网 new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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