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告诉记者，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也想管好国家，但没有掌握规律。一开始搬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结果，想管的管住了，但百姓没有了积极性，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行市场经济后，人们慢慢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管理的参与者，整个国家的管理变成了共治。

　　“这时就需要处理好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要有通盘的设计，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王长江说。

　　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管理的现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广场舞由谁来组织，住宅社区由谁来管理，大到自然灾害中的抗灾救援，越来越多普通百姓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的管理者之一。

　　这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公共事务以前所未有的量级出现。

　　“对政府来说，该做的事情必须做好，不该做的事情不能越界。”蔡霞告诉记者，所谓有限政府，一是指政府权力有限，二是指政府能力有限，不可能成为万能政府。现在，大量的公共事务需要政府与社会合作来完成。

　　今年4月，蔡霞曾到内蒙古阿拉善盟去考察，看到了公益组织自发对沙漠治理的努力与探索。在蔡霞看来，这是社会公共事务大量出现的表现，而这些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政府放开足够的空间，让公众参与其中。

　　国家治理的基础更多在于权利，而不是权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不意味着具备了现代国家制度的运行机制，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过‘文革’，也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蔡霞说。

　　如何设计国家治理体系

　　在汪玉凯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非虚无缥缈的口号，其关键标准有三：让社会创新的源泉涌动，让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让社会管理能力得到释放。照此衡量，汪玉凯觉得，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存在很多问题。

　　蔡霞认为，现在对国家治理的理解还不是很一致。国家治理与通常所说的“治国理政”并不是同一个意思，治国理政的主体是权力的掌控者，而国家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有国家权力，也有社会主体。

　　公权力与社会之间需要边界，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同样也需要边界。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而不可能单靠自上而下地推动。”蔡霞说，要实现这一点，整个国家需要建立一些基础性的制度。

　　比如，百姓税负合理性问题，首先需要摸清每个人的真实收入，那需要健全统计制度。“一些高收入者通过各种方式将收入藏在成本中逃过征税，大量拿固定工资的普通人却必须面对征税。”蔡霞说。

　　类似的基础性制度还包括房产交易制度、人口流动信息等多方面内容，背后涉及很多人的利益。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一定会面临很多博弈，有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有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博弈。规范各种利益、协调利益关系将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但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治理能力才能逐步提高。

　　“理想地看，国家治理体系应该有一个顶层设计，这种设计是超脱所有部门之上的。”王长江说，但现在的设计往往是要改革谁就把谁吸收进来。

　　王长江一直在想，能否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上进行相对独立的划定，目前在监督权上做的文章比较大，但决策权和执行权之间还不够清晰，“我们的体制是有这个平台的，关键是怎么用好”。

　　除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外，汪玉凯还特意提到要加快经济转型，从微观到宏观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些都是要让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让小部分人垄断利益。民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