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热点事件背后，可以看到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形态和变化。从事件发生后，社会的态度和反应，可以清楚地折射出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价值取向……虽然这些事件都是个案，但个案背后涌动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无疑不能理解为是特殊情境下的意外发生，这种标本式的事件所揭示的社会价值观念，比学术的测量和调查更为深刻和真实。”研究报告指出。

　　王俊秀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是社会价值观念最为多元的时期，这也会是“使人迷茫的时期”。中国社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太多大的变化”，社会共享价值观也在“不断被摧毁重建”，9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恰好是一个最新的重建过程。

　　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当大多数人在感慨和谴责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的时候，“往往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拉开距离进行“审视和批判”。在他看来，所谓的道德滑坡，其实就反映在每个人“对于构成道德基础的日常信念的摒弃和不坚守”。人们用清楚的分界线，对自己和他人“采用了不同的价值标准”。

　　“传统价值观崩塌之后，社会行为也会失序，坚守传统社会共享价值观，就是守卫道德底线。”王俊秀试着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解释，究竟该如何理解共享价值观和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包含着另一个，只能说，共享价值观的重建，对信任水平回升有一定影响。其实，今年这份研究报告的重点，是社会共享价值观。”

　　这位社科院研究员回想起了彭宇案，这起2006年末发生于中国江苏南京市的民事诉讼案，一度引起巨大争议，引发了人们对城市人际信任现状危机的担忧。

　　他分析说，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推动我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信任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适用于熟人社会的“习俗型信任”，开始受到新的适用于陌生人社会“契约型信任”的冲击。

　　今年出版的这本《社会心态蓝皮书》中，调查显示，“在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契约观念的认同程度在逐渐提高”，而契约观念“与人际信任和安全感存在显著相关”。

　　社会学研究中所说的契约，是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之间，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涵盖了法律、道德、风俗习惯。而前些年引发公众信任危机的，正是一种名为“人缘契约”的东西，那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道德期望。

　　“如果社会共享价值观建立起来了，就比如，你坚信公平与正义，就算你偶尔遇到了诈骗，也不会怀疑社会，这就是说，你对社会的信任感建立起来了。”王俊秀说。

　　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共享价值观的重建，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今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总体信任水平的回升，却并不意味着，“信任危机”的阴影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次城市调查中，8个城市里，广州被调查者的社会信任水平最高，而上海、北京、哈尔滨和武汉4个城市，仍然处于“不信任”水平。

　　蓝皮书中给出的原因是，城市规模越大，外来人口越多，“城市管理和服务供应不尽到位”，“社会经济改革较快变动”，再加上部分城市近年来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社会矛盾较为尖锐”，以至于信任程度“未达及格线”。

　　商业行业中，旅游业和广告业的社会信任问题仍然较大，远远比不上公众对银行的信任程度。

　　“这种信任一方面来自对周围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来自媒体报道。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侧重不同，也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报告说。

　　王俊秀试着让记者明白，社会心态的调查数据，实际上更多是人们的“主观心态”，而不是“社会事实发生的客观变化”。比如，人们“认为的社会机构和团体诈骗减少了，可以信任了”，犯罪率调查的诈骗案数据却不一定真的减少了。

　　但他承认，整体的社会信任程度的确在上升，尽管“幅度很小”，但这是“连续数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 王俊秀表示，他也在不断思考信任水平回升背后的原因。

　　“原因很复杂，除了报告里给出的那三个原因，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影响着人们。对这个结果，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王俊秀斟酌着用词，“这或许是因为，现在全社会整体的共享价值观正在重建。”

　　事实上，拿到最近这一次调查的最终数据之后，这位发展社会学博士并没有感到意外：“一次小幅度的回升的确可喜，但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共享价值观的重建，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谨慎地思考了片刻之后，他最终给出了一个比较确切的期限——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