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正式开门营业之初，便提出了医养结合的前卫理念，这家当时几乎坐落在荒野中的养老院内集结了一批专业医护人员，其中就包括了北京市卫校的第一批康复护士专业毕业生。
时光荏苒，26年后的“一福”已经成为了闹市中的一片养老乐土，曾经年少青葱的小护士到如今已能坦然面对生死离别送走一位位老人的中年科室骨干……作为我国公立养老院的典范与缩影，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里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不仅让人感受着世事变迁与人情冷暖，更以特殊的方式映射出人们养老观念的变化与更迭。
一间情景小屋专供老人怀旧
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甲2号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有着和自己身份不太和谐的低调，甚至很多拐入胡同的人在看到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的大招牌后才恍然注意到不远处竟然便是“一福”的大门。
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十几层高的门诊楼，据介绍这也是经卫生部门批准的本市第一家集医疗、康复、颐养、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北京市老年病医院。而在门诊楼的正对面则是一栋16层高的建筑，虽然从外观上看与普通的居民楼很像，但走进去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一福院长曹苏娟告诉记者，这栋地上16层地下两层的建筑算是一福的二期，面积有27000平方米，共有630张床位，加上一福建设伊始的两栋老楼，总床位有1140张，入住老人已经饱和。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一福的院子不算很大，但环境整洁安静，小小的院子里还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花园喷泉。远远还未走进养老院的多功能厅就能听到里面老人悠扬的歌声，而在位于2层的活动区域记者看到，这里仅各种活动室就有十余个，除了乒乓球室、棋牌室、书画室、阅览室、心理咨询屋这些“标配”外，形体训练室、琴房、健身室、网吧、台球和沙狐球活动室这些个性化的活动区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高档公寓楼的社区沙龙。
“我是住到这里之后才学会打台球的，现在还真有点着迷”，一位正在和球友交流台球技艺的老人告诉记者，“几乎每天午睡后都要到这来打上两局，要不就跟这一天缺了点什么一样。”
记者看到在这层活动区域里还有一个极具特色的情景小屋，里面各种具有年代感的老物件一应俱全，从家用缝纫机到黑白电视，从老式电话、台灯到收音机、小闹钟，还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而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甚至还有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据介绍，这些真实的小道具是专门收集的，而设置这样一间怀旧小屋，也是为了让念旧的老人可以在这里回味过往岁月。
据曹院长介绍，一福按照老人的年龄和自理能力分为了四个区，分别是颐养区、照料区、养护区和医疗区，入住的老人平均年龄都已经在85岁以上，其中还有几位百岁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这里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却让老人们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记者在书画室内看到的展示作品中作者一栏的年龄全部都在80岁以上。
护理、清扫甚至拔草
康复护士啥都得干
现在的一福院长曹苏娟、科室负责人周亚莉和张涛曾经是北京市卫校首批康复护理专业的同班同学，当年一起手拉手进入一福的小伙伴如今都已经成了撑起一片天的业务骨干。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1988年建院开业，我们的名誉院长甘英特别有前瞻性地提出这个福利院应该是个养护型的养老机构”，如今已是一院之长的曹苏娟聊起甘老当年对一福的定位仍会钦佩地竖起大拇指，“因为是政府兴办的公立养老院，所以对一福的要求从开始就提得很高，其中一点就是这里的护理人员必须是专业技术人员，在1988年一福开业之时，这里的医护人员除了从军队医院转业到地方的军医和护士，就是我们北京卫校第一届康复护理专业的毕业生。”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时北京卫校的康复护理专业也是重点中专，觉得自己能考进这个专业特别光荣。”张涛和周亚莉至今还记得他们在卫校上学时对未来工作的憧憬与希冀，“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康复护理专业，当时连印刷的教材都没有，那时是从中日友好医院聘请的康复医生，他们的教材全部都是手写的，我们学得特别认真，而且听说我们这批学员也是全国第一批康复护理专业的护士，特别自豪。”
毕业分配时，曹苏娟、周亚莉和张涛被同时分配到了刚刚建院开业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刚到这三四天，同批分配的同学里就有提出辞职回家的，因为觉得实在太辛苦了”，曹苏娟告诉记者，“我们也都在大医院实习过，到了这才发现自己的工作就跟服务员似的，最开始心里真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人手紧张每个人要承担的工作既琐碎又繁杂，这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当时按照规定不能聘任临时工，我们这些卫校毕业的小护士就跟着护士长一起，除了正常护理之外，一天三班倒得打扫卫生、清扫院子、拔草，什么活都干。”
而且当时的一福远没有现在的交通便利，周围是大片的菜地，只有一趟55路公交车能从市里通到附近。家住西郊机场的周亚莉和家住劲松的张涛有时为了上夜班，中午吃完饭就从家里往外赶，“没办法，要是晚上再来走在路上特别瘆得慌。”因为没有宿舍，下了夜班她们迷迷瞪瞪回家路上坐车错过站是常有的事。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更让她们感到沮丧的是常常觉得自己干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相去甚远，“我们同学分配到大医院每天都在救死扶伤、参与抢救，给病人输血、打吊瓶，而我们这里当时入住的老人少得可怜，大多数还都是需要照料而不是危重抢救和护理，我们在这里每天干得最多的是给老人洗澡、穿衣服、喂饭，唯一感觉有点技术含量的是为老人输液，然后大量的时间就在打扫卫生、刷马桶，马桶干净到护士长戴着白手套检查都能一尘不染。”
“我在这里享福了！”
记者在一福医疗区第一次见到高英殿时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身穿红色外套、精神矍铄的奶奶竟然已是86岁高龄，“我是1990年住进一福的，一晃24个年头过去了，在这里我真是享福了，过得很开心！”退休前曾是学校校长的高奶奶笑起来像个孩子，指着自己的右胳膊告诉记者，“我之前一直是在自理区的，上个月胳膊摔骨折了才临时被调到医疗区，这里的医护人员每天把我照料得很仔细，你看我恢复得多好。”
1990年，癌症康复后的高奶奶和家人提出希望换换环境，入住一福，这个决定当时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我老伴早就不在了，闺女和儿子都很孝顺，所以他们当时挺不理解我的这个想法，而且人们那时候的思想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他们觉得让老人住进养老院别人会认为他们不孝顺。”不过在高奶奶的坚持下，她还是如愿住进了当时还有些空荡荡冷清清的一福。
“我觉得在这里身心都得到了一种解脱，没有了家务的束缚，一日三餐也有人照料，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报了老年大学，定期去学画，还经常自己坐车出去到长城、颐和园去写生。后来我还在一福开了绘画班，把自己在老年大学学到的内容回来教给其他老人，很有成就感，很快乐”，高奶奶还带着记者回到了自己位于自理区的房间，朝南的小开间干净整洁，在一个专门的小柜子里是高奶奶珍藏的自己的绘画作品，“我们一福有一个展销室，包括手工艺品、书画作品都会在那里进行展示和销售，有不少外宾来参观的时候都喜欢我的画，每当作品被外宾喜爱得买走我就特别开心”，说到这高奶奶脸上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意义不一样，我都单存着，等闺女儿子来看我的时候，请他们吃大餐。”
曾经从事了近40年教育工作的高奶奶悄悄告诉记者，年轻的时候自己在家是主妇要带孩子做家务，在学校是校长要写计划作总结，忙忙碌碌了多半辈子，只有在一福的这20多年，她活得很轻松舒适和开怀，“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每天有人说话，有时间作画，真的很幸福。”
26年来，这里从需要工作人员下乡四处动员孤寡老人来住，发展到了一床难求，电话被打爆，不得不暂停登记……有的老人还没排到就去世了。
1988年
床位：120张
总共20多位老人
招人非常困难
除了要承担大量与护理无关的细碎工作，当时一福的医护人员们还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现实——福利院里的老人少得可怜，除了五保户和孤老外，社会老人根本没人愿意来。
“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一福一共有两栋楼，因为老人太少我们就只开了一栋楼，这栋楼被分为了两个区，一个是老人相对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叫自理区，另外一个医疗区收治的老人基本都是卧床不起的，同时院里还有一个简单的门诊。”性格爽朗的曹苏娟回忆起当年一福开业不久的情景时用了“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八个字来形容。
当时入住的老人几乎都是三无人员，即无赡养能力、无工作、无收入的老人，另外就是无儿无女的孤老，社会老人根本没人来。“总共就20多位老人，我们开的一栋楼是120张床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住满过。”
1995年
床位：240张
招收的老人逐渐增多
另一栋楼也开放了
“没办法，当时人们的养老观念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人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到养老院养老。”为了不让福利院空置，当时一福的工作人员几乎全员都要到街道、社区去进行宣传，“我们当时的业务科印了好多小册子，每个科室都得出人到附近街道给人宣传，说我们这个养老院很好，当时是每个床位300多块钱，还可以打折，即便如此招人还是很困难。”曹苏娟回忆说，当时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老人来福利院，他们还下到农村的光荣院，接送里面的五保老人到一福来住上十天半个月，美其名曰“交流”，“因为我们这里的条件在当时也算是特别好的，有独立卫生间还能洗澡，光荣院里的老人‘交流’来了也感觉挺舒服，但他们却仍然不愿意就一直留在这里，因为福利院、养老院听上去不好听。”
不仅招收老人困难，当时的一福还面临着严重的欠费问题，甚至后勤部门还专门设置了催缴欠费的岗位，有专人负责催收床位费。
“那几年确实是挺困难的，虽然慢慢招收的老人也在逐渐增多，大概1995年左右我们的另一栋楼也对外开放了，但总体上来说还是老人少。”在曹苏娟的印象中从1988年对外开放后的十年里，两栋楼240张床位几乎就没有收满过。
康复医护人员待遇低 人才流失率大
现在的一福再也不用为床位空置而焦虑，但康复医护人员因为待遇低而流失率大的现状却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发展困境。
“我们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但就算有编制招人也很难，尤其是招到我们满意的人才更是难上加难。”一福院长曹苏娟告诉记者，“从我们这调走、出国的医生有不少，没办法，一个月三四千块钱的工资对于还要养家糊口的男医生而言，真是有点低。”
“我们医院工作的医生都是全面手。”在一线科室担任负责人的张涛告诉记者，一福的老年病专科医院的医生几乎各个都是全科医生，“也有其他医院的医生到我们这里来交流，值几个晚上的夜班就被吓得够呛，因为在其他综合类医院，医生基本都是专科，只要负责好自己的那块领域就行。可到了我们医院，尤其是有的老人夜里出现危重病情，光老年基础病就有十种，没有全科医生的技术根本就不敢呆在这里。有交流来的医生扛了两个星期说什么也不继续留在这了。”
“必须得心态好才能留在这里。”在一福副院长周卡看来，无论医生护士只要选择进入公立养老院就必须首先调整好心态，“奉献精神与平和心理是一福人最重要的基本素质。”
2006年
床位510张
健康自理区已经满员
1997年一福申请的二级甲等专科医院资质获批，在一福院里有了真正的门诊大楼。2002年为了对一福院里的两栋老楼以及医疗楼进行装修，一福里面的老人被统一进行了疏散，有的选择回家，有的则入住到了附近的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
2004年重阳节，装修一新的一福重新开业，当时的床位增加到了510张，“即便到了2004年我们都还在担心会不会住不满。”曹苏娟和同事当时的担忧确实有些道理，因为从1988年开业到2004年，在运营了16年之后一福的床位费第一次进行了涨价，“说实话当时的心情就俩字——忐忑，每月的床位费从300多涨到1050，真是担心价格会不会定高了，一般新来入住的我们都还会给打八折。”
不过令曹苏娟他们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们的养老观念在悄然发生着转变，尤其是周围以及社会上公办民营类养老机构的出现，让一福这个公办公营养老机构在各方面的优势尤其是价格低廉、服务全面的特点被特别放大地显现出来。
到了2006年，申请入住一福的老人开始逐渐增多，甚至收住健康自理老人的自理区已经出现满员，一福真正开始进入到入住需登记排队的时代。因为和一福每月1050的床位费相比，社会上各类如雨后春笋般兴办的养老机构动辄近3000元每月的床位费让很多老人望而却步。
2009年
床位：1140张
有的老人还没等到床位就去世了
2009年，作为当时北京市的十大惠民工程，一福的二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2010年12月，地上16层地下2层总面积27000平方米、拥有630张床位的二期正式开始入住。
此时总床位达到1140张的一福已经不用再为招收老人而烦恼，取而代之的是这里变成了一床难求，“在2009年二期工程被宣传报道之后，我们的咨询电话就被‘打爆’了，很多老人都表达了希望入住一福的心愿。”曹苏娟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2010年底二期正式入住时，排队登记入住的老人已达2000人左右。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老人都能入住，但毕竟条件有限。”已经从当年的青涩护士成长为一福院长的曹苏娟告诉记者，一福入住老人的平均寿命几乎都在80岁以上，“床位的更替速度确实非常缓慢，甚至有的登记排队老人没有等到我们的床位就已经去世了。”
手记
快乐的一福“娘子军”
在对一福进行采访时记者发现，无论是从建院初就和一福结下不解之缘的元老级员工还是刚刚入院不久的90后小护士，他们都很快乐，这些快乐源于他们的工作岗位，无法伪装更难以复制。
“干了20多年感觉每天在院里工作的时候是最兴奋的，而且因为干了这个工作，现在走到哪都是一副大嗓门，我家先生都经常说我，一说话海南岛都能听见了……”
“这里工作久了，因为经常跟老人打交道怕老人听不清所以说话特爱重复，有时候在家闺女经常‘嫌弃’地对我说，这话已经说第三遍了……”
“照顾老人我们要有耐心和爱心，可谁都有心里不痛快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往往这些时候脾气就发在了家里人身上，有时觉得挺愧对家人……”
在一福工作的医护人员中女性几乎占到80%以上，而在记者对这群娘子军的采访中发现她们大多外向开朗，采访中常常能听到她们开怀的笑声，虽然作为一名公立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她们所能得到的物质回馈并不丰富，但她们的精神世界却因奉献和感恩而感受着与众不同的愉悦，正如她们在一福纪念册上所写的一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福会集了这么多的长者，他们各个都是我们的老宝贝，都是我们的福缘。一福是长者的乐园，更是我们的心灵家园。”
补白
“一福”已暂停登记
今年年初，一则有关“北京最难入住养老院”暂停登记的新闻把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同时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在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公办养老机构所面临的僧多粥少的窘境。
对于新闻报道，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已明确回应，只有千余张床位的“一福”确实已无法满足万余名老人登记排队的现状，暂停登记是为了不让老人们空等待。同时这位负责人也透露今年本市将对“一福”进行改革，让其所代表的公办养老机构彻底回归到政府“兜底”的功能上来——为“三无”老人、高龄失能老人、低收入老人解决养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