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认为，本次起底科级及以下干部的全国性摸底排查，终于能搞清“裸官”底数。但各地不应对“裸官”数据加密，“‘裸官’治理同样要借助公众监督的力量，所以‘裸官’数据应该公开”。

　　江苏一地级市组工干部认为，各省暂未公布“裸官”摸底排查数据，并非特意“加密”，“一个原因可能是，摸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特殊案例”。

　　他举例说，他所在的地市，一名副处级官员即将退休，按惯例，退休前行政级别极有可能提半级。但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儿子早年就已出国，目前的供职单位是一个科研单位，由于研究项目涉密，所以短期内不能回国。“这样的官员符合‘裸官’标准，但子女不能回国确实有特殊原因，怎么处理还由上级部门定”。

　　“自‘裸官’一词出现开始，就存在该不该‘一刀切’等声音。”一位知情专家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裸官”和贪官之间有相互转化关系，“裸官”更容易变成贪官，贪官往往会选择做“裸官”，所以“裸官”俨然成为外逃贪官的“预备队”。

　　上述知情专家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高层对“裸官”治理的思路已经很明确：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只要是官员，不论是否廉洁，都不能一边掌握、行使公权力，一边‘跨国家庭、一家两制’，身在国内心在国外。”该专家说。

　　上述组工干部也强调，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同，因此摸底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特殊案例，但如何处理，还是要“一碗水”端平，“标准统一，只要是‘裸官’，家属没有放弃外国国籍，就不能在重要岗位任职，没有例外。如此才有利于治理行动推进”。

　　他表示，摸底过程中没有多大阻力，“大家都很配合，毕竟‘裸官’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干部都不涉及这个问题。即便是‘裸官’，比如那名儿子短期无法回国的干部，组织部门跟他谈话时，他也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受访专家们认为，多省避谈“裸官”具体数量，不排除“低调”心态，“认为‘裸官’涉及面广，是个敏感问题，担心公开数据会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影响地方政府形象”，许耀桐说，“但中央的治理思路很明确，不论是哪个部门，还是哪个级别，只要是‘裸官’，就躲不开、藏不了。正在开展的今年第二轮中央巡视，就把‘裸官’列为巡视重点。各省份的‘裸官’排查结果，肯定要经过中央巡视组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