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在公安刑侦介入后仍保持如此关系，这令张富华从事法律服务的朋友李先生也颇有微词，“你说她诈骗，又跟她睡在一起。”

　　对于刑侦支队为何要立案，“涉及到当事人隐私，不便接受采访，”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工科工作人员说。

　　张永红认为，这种婚姻恋爱产生的一般性矛盾，并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公安不应当立案处理。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介入，有强迫一方与另一方结婚的意味。

　　2014年1月27日，夏、张二人来到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并第四次签订协议。和前几次一样，张是甲方，夏是乙方，“甲乙双方承诺在2014年5月1日之前办好结婚手续……如因乙方的原因未能办理结婚手续，则乙方无条件将两人相处期间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财物全额退还甲方，并赔偿人民币八十万元。”

　　这次协议没有公安局的盖章。李先生作为在场人在协议背后申明，“本协议书为甲乙双方自愿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在张永红看来，女方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在刑侦支队签这种协议，会给女方一种“情势上的胁迫”，一种不签即有不利后果的暗示，不管他人是否以言词或者行为予以威胁，女方明显会有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其意志的自由表达。

　　事实上，夏静说，她不想和张富华在一起了，但“他用法律的东西要挟我在一起。”张富华则说，夏静一次次签协议，又一次次欺骗他，这是典型的骗婚。

　　离5月1日的协议结婚期限越来越近了，夏静无心工作，她每天担心的是，如果她不和张富华结婚，警察会不会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