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村卫生所大夫王宗启赶到时，两个孩子已经“不中了”。

　　养育

　　奔忙于家务、农活和四个孩子之间的武文英“渐渐呆掉了”。42岁时，她头发全白了。

　　赫庄村南口，三间低矮的红砖房被院前高大的桐树遮住了阳光，那是武文英的家。

　　过去的20年，邻居任祖银一进村就能见哥俩面对面瘫软在车里，头也抬不起，见了人就咧嘴“嘿嘿”笑。

　　说起患先天性脑瘫的哥俩，村里没人不知道。

　　老大国辉勉强能说成句的话，老二国增只会“呜拉呜拉”地叫。他们动弹不得，全身瘫成一团，大小便失禁，只有胳膊还听些使唤。

　　高松中说，孩子1岁多确诊患病后，国辉曾做过后腰手术，但并不成功，便没再为小儿子尝试。

　　给双胞胎穿衣、喂饭、抱出去晒太阳、洗刷屎尿裤，武文英每天像钟摆一样机械重复。

　　任祖银总能见武文英挎个筐满村子转悠，“像个要饭的”。

　　她是在找灰。常年瘫痪，哥俩臀部生出褥疮，化脓流血。武文英收来玉米秸秆烧剩的灰，用细筛子滤掉灰里的土坷垃和硬草棍，做成“灰袋子”垫在哥俩屁股下。

　　高松中说，20年里，妻子没睡上一个囫囵觉，夜里要起来三四次给儿子翻身。

　　别人都盼着孩子长高变胖，可这对武文英是更沉重的负担。邻居姜巧荣说，不到20岁，双胞胎都有130多斤，长得比他爸还高。

　　好几次，武文英抱着儿子到推车上，一屁股摔在地上，木车子推坏4个后，她再也推不动了。

　　邻居姜巧荣看到哥俩常“耍脾气”，不管街上叫卖啥，国辉听到就要，不给买就嚷嚷“文英、文英”，骂脏话。

　　武文英伤心，也说过狠话，“不要你们了。”可是村里的人和亲戚劝她把两孩子送出去时，她不停摇头。

　　曾有安徽亳州的人为做生意减免税款，让双胞胎中的一个跟他去，每个月给1000块，高松中觉得中，“毕竟家里有四个孩子。”

　　“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孩子给虐待了，死了咋办，肯定没我伺候的好。”武文英死活说不通。

　　但村里人渐渐觉得，整天奔忙于家务、农活和四个孩子之间的武文英“渐渐呆掉了”。42岁时，她头发全白了。

　　她为数不多的闲暇是坐在院门口发呆，人叫也不应。出村子“找不着东南西北，去乡里的街上，得有人领她回来，要不就走迷了。”

　　求助

　　高松中多次给媒体打电话：“帮找找政府，看有没啥救济。我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家里六张嘴全靠在建筑工地做瓦匠的高松中，他每天赚百八十块钱。20年前给孩子瞧病借的35000元，至今还有3千多没还上。

　　生下小女儿和小儿子后，贾滩乡政府和方庄大队的人来罚款，高松中手一摊“你看我家有啥你就拿吧。”

　　房子是用自家桐树做的椽木和檩木，窗上钉着挡风的透明塑料哗啦啦地鼓动，墙上、屋顶吊着红蓝白的彩条塑料布，边角处是化肥袋子补丁。两个歪歪斜斜的衣柜，最值钱的是电视机。

　　高松中说，最后罚款的人见木椅上穿开裆裤的脑瘫哥俩，之后再没来过。

　　没钱时家里种的桐树10块钱一棵就卖掉了。“走到谁家门口，谁都害怕，”高松中说。

　　高松中求过政府。十多年前，他去找过村大队两回，“谁也不管，说几句不好听的，太丢人。”之后就再也不找了。

　　武文英和高松中不知道，三年前，河南省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计划为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国辉、国增兄弟俩当时在救助范围之列。

　　此项方案由残联负责，而双胞胎兄弟俩信息，并不在鹿邑县残联的残疾人系统中。

　　鹿邑县残联康复部尹姓工作人员介绍，县残联从镇政府和村大队获取村里的残疾人信息。河南省也在社区和农村设置残疾人工作协调员，负责将残疾人情况上报基层残联。

　　但残联没有从乡政府或村大队接收到高国辉和高国增的残疾信息，“工作人员太少，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排查。”

　　调查中，方庄行政村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调员，负责赫庄村日常事务的村大队会计魏广运，对武文英家的情况有所耳闻，却“不了解详情”。

　　尹女士介绍，村里不上报，就需要家庭来申请。

　　贾滩乡民政所工作人员马艳丽介绍，即使办理残疾证也不会有任何补助，而且残疾证需要家属提出申请主动办理，否则乡里也不会向鹿邑县残联汇报。

　　这些信息不曾抵达这个偏远的自然村，文盲的母亲和小学没毕业的父亲，更无从得知。

　　由于高松中的“不经心”，双胞胎儿子一直没上户口，无法吃低保。

　　媒体成了他们唯一求救的希望。记者侯国防记得，2009年5月第一次采访后，高松中多次打来电话：“帮找找政府，看有没啥救济。我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报道发表后，转机出现，好心人送来被子、营养品、电风扇等。镇政府送来轮椅和500元慰问金。(新京报 new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