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纪委调查完当地水利系统腐败窝案时，黄岩区原水利系统全部8名领导班子全军覆没。这是当地某工程事件调查落马的第三套水利系统领导班子，共涉及黄岩区管干部16人，其中正科级7人，副科级9人，还牵出了省水利系统处级干部3名，市管干部1名，市水利系统中层干部1名。

　　“窝案”特点

　　地方政府窝案涉案人数最多

　　在10个腐败窝案的媒体公开报道中，涉案人数最多的三名分别是：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66名、广州市白云区区委书记谷文耀81名、甘肃华亭县县委书记任增禄129名。

　　今年7月23日，广州市纪委通报称，主要涉及“两违”(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腐败案件，白云区被立案查处的干部由此前的62名上升到81名，其中落马的官员还包括原区委书记谷文耀、原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原副区长吴锦明及早前被“双规”的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

　　据媒体报道，当时办案的检察官惊诧不已：“对于什么行为是受贿，他们几乎没有概念，更不要说拒绝，更没有想过受贿会坐牢。”

　　10起窝案中涉案人数最少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受贿案，也涉及7人。

　　官职权力越大涉案规模越大

　　在10名窝案主犯官员中，有4名是副厅级以上干部，分别是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宇昕、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刘桂生、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邹和平、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

　　记者观察发现，厅官窝案一般比处级官员在涉案规模上更大，所引起的震动更为巨大。

　　其中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是近年来广州公安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何靖利用其职务便利，在“新车上牌”、“旧车过户”等业务上为黄集洪提供帮助，多次共收受黄贿赂人民币60万元。与此同时，黄集洪向其他8名公安人员共行贿1358万元，其中6人属广州交警支队车管所系统，造就了这起广州车管所窝案。

　　今年5月，北京市司法机关审理证实，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原副司长刘宇昕在11年间至少牵扯10起受贿，仅个人就非法收受款、物(名表等)折合人民币超过288万元，大部分与建筑企业资质升级有关。

　　专家评说

　　一把手监管缺失

　　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基层政府集体腐败说明这些人的权力没有受到班子其他成员的监督,相反班子其他成员还参与到了一把手的贪腐行为中。

　　林喆认为，地方基层政府集体腐败明显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选用干部没有到位，没有严格审查，没有提拔德行好的官员，存在“买官卖官”等行为;第二，监管不力，监督没有到位。

　　官官相护难查处

　　“房地产领域、监管领域、交通航空领域、高等教育、土地建设、工程建设领域都是集体腐败的高发领域。”林喆对法晚记者分析，上述领域国家投资量大，涉及巨额资金、工程款、项目等“油水”。在行业中腐败一个两个容易被发现，大家一起作案就不容易被注意到了。

　　林喆说，结合以往来看，群体腐败现象总是发生在宗派圈子、裙带关系和官商勾结中，形成了一批人共同作案，并且互相都有利益相关。一旦发现问题，就开始官官相护，由于贪腐群体中每个层面上都有人，就不容易被发现而导致贪腐现象被掩盖。

　　审计是反腐利器

　　林喆说，就集体腐败案与中纪委官员有过多次交流，认为现在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集体腐败高发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教育不到位;第二，制度不健全;第三，监督不得力;第四，受腐朽思想的影响。

　　林喆建议，现行整治腐败窝案较有效的方式是审计制度，在审计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力度。“中石油也在审计制度中发现，通过审计的手段和方法对一切腐败行为进行打击和遏制，对高发腐败的行业领域加大监管，集中拳头打在一处，一窝一窝落马，小打小闹肯定不行，要大整顿，才能‘拔出萝卜带出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