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试点以来，各地积极建章立制，努力发挥这项工作在减排中的作用。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山西、天津、重庆等地采访了解到，作为这项制度的主体，企业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中遇到监管障碍、行政壁垒、执行漏洞，造成不愿买、难以卖、买来闲置。企业期盼政府能够进一步发挥职责、简政放权，为推进排污权交易“清障”。

政策不统一、执法不严格造成企业不愿购买

排污权交易旨在通过排污权有偿获得促进企业自主减排，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大量非试点地区没有执行这项制度，即便是同在试点地区内，环境执法的不够严格也造成了企业的不公平感，在已经被征收排污费的基础上，很多企业不愿意购买排污权。

“我们去年从山东到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投资3亿元建地板砖生产线，光购买排污权就花了大约200万元，负担不小，以前在山东都是免费获取，来了山西要收费，这样就会影响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力。”朔州恒锐达建陶有限公司经理孙卫才说。

重庆长寿西南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余劲松则反映，目前的排污权交易试点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起不到优胜劣汰的作用。“我们上级公司有7家企业在重庆，5家企业在四川，四川没搞排污权试点，这样企业之间的成本就不一样了，竞争不公平。”他说。

参与了天津唯一一笔排污权交易的企业负责人田雨说，现实中偷排的企业本来就很多，如果守法企业购买了排污权，而违法企业继续偷排，守法的成本就更高了，这对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是不公平的，“应该从根本上加强监管，倒逼企业去取得新的排放途径。”

交易需看地方政府“脸色”排污权难卖出

在采访中，对于主观上希望交易排污权的企业来讲，让他们反应最强烈就是地方政府人为设置行政壁垒，把交易范围限制在本辖区内，人为挤压市场空间，从而出现供需结构性失衡。有的企业握着大量排污权却找不到卖方，有的迫切需要购买却买不到。

山西省朔州市金圆水泥有限公司有1683.79吨氮氧化物排污权可以出让，今年已经交易了258.43吨，收入478万元。该公司安环部经理徐佃峰说，现在水泥行业不景气，这笔钱所得对他们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出让意愿很强烈，但做第一笔交易的时候，区环保局认为排污权是区里的，就是不同意我们卖到外地，虽然经过市环保局协调，最后交易顺利完成，但我们担心区环保局会找麻烦。”

朔州市神头第一发电厂则因为地方政府部门设置障碍受了不小损失。该电厂安环部副经理申伟伟说，前几年全省排污权交易市场比较活跃，需求量比较大，但当时朔州市却把排污权交易严格限制在本市范围内，不让跨市交易，现在这个限制虽然取消了，但火电行业的需求量下来了，他们公司的排污权没人买，损失近一亿元。

参与天津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的天津排污权交易所工作人员安丽说，天津曾给企业分配过排污权指标，但该指标是发给各个区县，区县再下分，有些企业是愿意去卖的，比如煤改燃，富余了一些指标，但是，所在的区县政府往往不愿意让他把指标卖给外区县，因为主要污染物减排压力巨大，指标往往代表着发展空间，各区县均不愿将少量富余的排放指标出让。

排污权缩水、闲置资产属性难体现

从目前试点情况来看，各地排污权交易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办法虽然各成体系、相对完善，但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漏洞”，致使企业排污权闲置、缩水，资产属性难以体现。

中煤平朔矸石电厂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2014年从朔州市神头一电厂购买了3447吨二氧化硫、3369吨氮氧化物、759吨烟尘，花费大约1.26亿元，但该电厂副总工程师陶保国告诉记者，排污权购买量和使用量并不是一回事，企业按购买量交费，但使用量却被政府“砍一刀”。

“政府为控制总量设置了1：1.5的置换量，就是我们的购买量除以1.5后才是我们的使用量，这变相提高了交易价格，空出来的这个量能不能交易我们也不清楚，企业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陶保国说。

与山西省的情况略有不同，重庆市排污权交易目前只形成了政府卖给企业的一级市场，企业间的二级市场正在建设中。“我们企业是长寿化工园区的热电厂，购买排污权花了100多万元，虽然这几年减下来一部分量，但我们不能向其他企业卖。”威立雅长扬热能（重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文远无奈地说。

重庆市虽然规定排污权1年收缴一次，不够的继续购买，有结余的留到下一年继续使用，由于新组建的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所人手有限，部分地方没有及时开展收缴工作，造成企业的排污权结转不了也卖不出去。

山西省排污权交易中心主任张保会告诉记者，山西为了防止排污权闲置，提出2年内没有交易的要收归政府储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政策并没有落实。

余劲松等企业负责人表示，如果企业购买的指标缩水或者卖不出去，就相当于政府多收了企业一笔钱却没给企业带来任何利益，排污权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得不到充分发挥，就难以体现对减排的调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