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将直接影响毕业生的起薪。”

近日，《社会发展研究》期刊刊登论文《高职院校培养模式变革与毕业生起薪差异的实证研究》(下简称《研究》)，论文作者之一的北大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政策系、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郭建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再提论文观点。

通过4年对中、东、西部地区10所高职样本院校的调查，基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12年“全国高职教育与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郭建如认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对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有很大影响，而起薪正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研究》从学校、院系及学生3个层次入手，将高职院校培养模式中影响高职毕业生起薪“价码”的因素分为学校是否为国家示范院校、培养模式改革的时间长短、“双师型”教师占比、教师对企业的了解和联系程度、“教学做合一”教学方式、校内实训条件、顶岗实习等。郭建如强调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学校的整体组织架构、学科的培养流程，以及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改革极为重要的3个方面。

院领导拥有足够资源，力推组织与教学改革

在郭建如此次调研涉及的10所学校中，有5所为国家高职示范院校，其余5所包括3所高职骨干院校以及两所普通高职院校。《研究》中提到，国家高职示范院校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高职院校高444元，学校实施培养方式改革的年数每增加1年，毕业生起薪增加144元。

郭建如发现，国家高职示范院校之所以在起薪上有优势，得益于其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组织结构，而一校之长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校长需掌握权力，发挥好带头作用，同时需强化院、系部领导职权，提出更好的学生培养方案，打通更多学生培养的渠道”。

他以属于首批国家示范院校的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原校长刘晓为例。刘晓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主委，长期在该校担任校长，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这样一位副部级领导担任高职院校校长，是高级别配置，他有足够的资源和领导力掀起学校内部的变革。”郭建如说。

在他调研过程中发现，几年来，刘晓曾在校内多次发动改革，精简职能部门，并且重点打造系部，强化二级院系部主任的权力。“二级学院就像是地方诸侯一样，学校要发展起来首先要靠系部的活力”。

郭建如举例称，原来该校开会时，职能部门几乎都坐在前面，刘晓对此进行了改革，如果没有重要工作汇报，职能部门均往后移，把“前排位置”让给二级学院的领导和老师。郭建如对此印象深刻，他说：“座位的变化体现了学校组织结构地位的变化，说明学校看重的是系部的荣誉、地位和发展。”

此外，该校还在不同层级上建立了与外面企业相衔接的组织或者机构，学校二级学院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课程建设委员会，可直接与企业达成培养合作方案，打造开放式办学、厂中校、校中厂模式，培养模式多样化——不再是以前的“黑板上跑汽车”的封闭式教学了。同时，学院系主任还有权力直接选聘、解雇教师，保证师资力量。

郭建如说，在示范校建设期间，该校电子系系主任就是从企业直接聘任过来的，该主任当时担任着一家企业的总经理，他来之后将海尔集团的一个员工培训中心引入校内，更加方便对教学工作和实习实践进行统筹安排，“这一举措能够带来外部资源，学校知道企业需要什么，企业也对学校有所信任”，这样一来，就业起薪的指标也会随之有所上升。

不过郭建如也提到，怎样去更好地改变人才培养模式，一定要着眼于院校层面、院系层面乃至个人层面的组织和学习。

在此方面，他认为山东威海职业技术学院原校长金志涛就做得很好。这位曾是报社“一把手”的校长，在到校任职后，通过不断组织教师外出学习培训，有效地带动了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促使学校转型发展的加快。

校企合作培养更接地气，让学生更有底气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有一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对未来就业充满底气，不愁找工作，也很少在薪资上有所纠结。实际情况也是该专业每届毕业生都十分抢手，每月收入可过万元。

该专业为“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该校官方网站上了解到，1995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王夫子创办了殡仪学院，并开设了这一特色专业，该专业下又分为殡仪服务、殡葬设备、防腐整容3个方向。

近年来，为了学生能够更熟悉殡葬行业，接触每项殡葬工作，该校在校园内构建起了完善的训练场所，包括多媒体教室、礼仪实验室、模拟火化炉、筑炉实验室、防腐整容研究所等，与校外的殡仪馆开展了很多合作，校内甚至还有小比例的“火化炉”。

郭建如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该校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有效结合了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学生毕业后整体技能素质都很高，该专业起到了引领行业的作用。“这是校企结合的成果”。

郭建如提到，过去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学校没有人才输出的出口，原因主要就在校企合作仅停留在表面的提供实习名额和讲座上，不够深入。

郭建如认为，校内实训条件的作用对毕业生的就业起薪具有显著作用，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毕业生的月薪就增加115元。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也通过加深校企合作力度，深入改变课程设置的方式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搬入500强企业林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后，该校直接将大企业的负责人拉进学校董事会，实现校企共建。郭建如称，学校可以给企业员工提供培训，企业给学生提供实践的设备、场所，以及专业师傅的指导，学校老师也可到企业里当顾问或者访问工程师。目前，该校与三星、德国博世汽车等公司都形成了深入的合作。

调研显示，2012届高职院校毕业生月起薪的平均值为1857元，而通过校企深入合作方式培养的学生，起薪普遍高于平均数值。

但校企合作对于中西部院校来说也有一大痛点。郭建如称，中西部经济不够发达，企业不多，校企深入合作面临重重困难。尽管国家政策支持西部大开发，西部企业增多，该区域职业院校正在持续变好，但西部不少职业院校的培养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且人才培养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的水平还比较低。

他指出，在东部工厂由机器人开始代替人进行一些流水线操作的同时，西部很多学校数控机床还在用石蜡、尼龙进行模拟操作。“这也是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模式在未来发展道路上亟须解决的问题”。

顶岗实习环节对高职生就业作用不可忽视

在郭建如看来，顶岗实习作为高职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学生的就业能力提高有很大影响。郭建如指出， “顶岗实习是去当廉价劳动力，这是一种误解。”

在调研过程中，郭建如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随着年级的增加呈勺状直线上升。即高职院校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就业能力普遍不高，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却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顶岗实习的作用”。

郭建如很看重这种作用。他将顶岗实习总结为3个维度:一是专业对口程度;二是技术难度和顶岗工作含金量;三是顶岗期间企业的系统指导。他指出，顶岗实习每增加一个维度，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就业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在《研究》一文中显示，顶岗实习专业对口和顶岗实习指导到位对起薪的净效应都不显著，但是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显著效应。

今年2月，郭建如就曾在和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邓峰博士共同发表的《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变革、就业市场变化与毕业生就业概率分析》论文中提出，顶岗实习专业对口和顶岗实习有指导能使个体对就业岗位和工作环境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能够使用人单位更容易认知毕业生的能力。

除上述对高职毕业生起薪影响较大的重要因素，郭建如说，总体而言，从2006年以来进行的高职培养模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使高职院校抛弃了普通本科院校学科式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内校外的一系列组织变革使高职院校开始逐步走上了培养技能技术型人才的“职业化”道路。

需要认识到的是，因为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教育的投入不同，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我国大量的高职院校也还没有得到像国家示范校建设那样强有力的投入，这些院校在培养模式改革方面的差距还很大。所以对多数高职院校而言，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仍然需要在强化培养模式的改革，增强课程设置的针对性，改善校内实习实训条件，在顶岗实习环节注重毕业生的专业对口与顶岗指导等方面下功夫。

“希望高职院校通过培养模式的不断变革，实现职业教育内涵和社会竞争力的双重提升。”郭建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