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养老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养老保障资金来源单一，其实还是不稳定的。在养老支出结构中，除了政府举办的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支出有所提高外，企业举办的第二支柱、个人参加的第三支柱的支出都应有所提高，真正形成退休收入来源多元化格局

■中国人比较看重代际遗赠，所以对以房养老不太能接受。但如果转换一下，不是反向抵押房屋，而是出租房屋，从资金来源看其实也是一种以房养老，这不就符合中国人又能遗赠、又能靠房屋挣钱的想法吗?所以，对于以房养老的前景不能“一棍子打死”

■从国际比较来看，全世界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即便在美国和欧洲，机构养老的比例也仅为个位数。此外，我们还有一种相对特殊的养老模式，即社区养老。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邻里友谊，我们还有街道基层组织，社区应该发挥相应作用，如日托、登门服务等

■本报记者 李小佳

日前，《人民日报》刊登的《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 一文在网上被热转。文章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在为中国发展前景鼓舞的同时，大家也非常关心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新的“获得感”。例如，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养老保障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养老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该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

养老水平会更高？

解放新论：据联合国预测，2040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高峰，为4.31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目前美国人口总量。当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养老水平会否更高?

郑秉文：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人均养老水平通常会相应提高。这背后是有规律的。不仅养老水平会相应提高，方方面面的福利水平都会相应提高。但是，评价一个国家的养老，不能只盯着养老金这一数字的多少，还要看养老收入结构有没有变化、养老制度是否健康可持续、养老服务事业是否健全等。

以养老收入结构为例，即便养老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养老保障资金来源单一，其实还是不稳定的。好的养老保障结构应当是多元化的，这就是所谓多层次和多支柱的涵义，即在养老支出结构中，除了政府举办的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支出有所提高外，企业举办的第二支柱、个人参加的第三支柱的支出都应有所提高，真正形成退休收入来源多元化格局。这样，养老保障的深度和密度都会提高，养老保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会更强。

此外，我国还没有建立来自财政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制度，这被广泛称为“零支柱”。同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建立了高龄补贴，但还未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基本统一的制度网络。这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也是需要考虑的。

需要注意的是，高收入国家不等于发达国家。我国2024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也只能算刚刚变成“小土豪”，此时千万不能自满，还必须加强养老制度的设计、养老结构的优化、养老服务的提升等，而更深层的是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哪种模式会成为主流？

解放新论：新形势下，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哪种养老模式会成为主流?现在争议较大的以房养老，会不会被更多人接受呢?

郑秉文：“以房养老”指的是资金来源，它是市场提供的一种养老金融产品。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市场可以提供住房反向抵押，老年人则多了一个产品选择。以房养老在一些国家比较发达，究其原因与西方家庭的遗赠文化紧密相关。中国人比较看重代际遗赠，所以对以房养老不太能接受。但如果转换一下，不是反向抵押房屋，而是出租房屋，从资金来源看其实也是一种以房养老，这不就符合又能遗赠、又能靠房屋挣钱的想法吗?所以，对于以房养老的前景不能“一棍子打死”。

此外，对以房养老不要过度解读。比如，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存在一些误解，政府出面的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加强市场监管。这是因为，在设计复杂的反向抵押市场里，单个消费者往往是弱势一方。所以，政府出面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养老模式，即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从国际比较来看，全世界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即便在美国和欧洲，机构养老的比例也仅为个位数。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我国的机构养老比例会有所增加，但依然会以居家养老为主。此外，我们还有一种相对特殊的养老模式，即社区养老。我的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邻里友谊，我们还有街道基层组织，在老龄化过程中，社区应该发挥相应的作用。比如，日托的功能、登门服务的功能等。

总的来说，在很长的时期内，居家养老仍将是我国一种主流养老模式。这就要求，在进行政策设计时，更加注重居家养老配套服务的供给，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

解放新论：有观点认为，我国养老保障效率不高，缴纳的钱最后都贬值了;有人还认为，现在工作的人缴纳的钱都用于支付当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了，不大公平。这些看法虽然未必准确，但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缴纳养老金的积极性。展望未来，我国养老保障在战略方向、制度设计上，是应注重效率，还是更注重公平?

郑秉文：公平与效率是养老保障制度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处理好这对关系至关重要。总的来说，公平和效率相辅相成，这不是一句“官话”。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找一个突破口的话，我认为应当还是效率。

例如，现在又到调整养老金缴费基数的时候了。北京市刚刚公布2016年养老金缴纳基数，为每月7086元，但有些人就抱怨，年年上调基数，负担太重了，甚至少数人会千方百计地少缴。而每年这时也会公布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但公布的不是基数，而是缴费上限，以防止各个单位缴费超过上限。为什么大家对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会“厚此薄彼”呢?这说明，住房公积金的激励性更好。那么，什么叫激励性好呢?就是多缴多得。

接着，可能就涉及公平问题了。到底是多缴多得公平，还是少缴多得或说“劫富济贫”公平?可能会有人提出，少缴多得更体现社会的公平。可现实问题是，少缴多得听上去好听，但在实际制度运行中很难操作。例如，如何较为精准地让穷人“占有”富人的缴费?这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上，几乎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做到，但结果可能是，影响高收入者的缴纳积极性，甚至久而久之这部分人就慢慢逃费了。

改革可以松口气了？

解放新论：当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养老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有哪些?

郑秉文：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尤其有两方面的养老改革不能放弃：

一是要始终重视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解决钱的问题。

作为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要继续沿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方向走下去，即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坚持精算平衡，实现全国统筹等。这些改革要点，决定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未来是否健康。

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努力发展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尽快发布第三支柱的税优政策，把第三支柱建立起来。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国第二支柱从第一单正式运行到现在正好10年，可全国才覆盖了2300万人，还不到基本养老保险的10%。第三支柱，如延退型商业养老保险，从2007年就开始喊要推出，也喊了快10年了，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都与制度设计有关：企业年金的制度设计门槛太高，普及起来不容易;第三支柱的设计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耽误了改革进程。

要进行养老模式的制度选择。从养老模式来看，主要有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在养老制度模式选择上，我们应该采取为我所用的策略。总的来说，中国更适合美国模式，但在制度设计中可以借鉴欧洲模式的优势。这又涉及到顶层设计，所以是时候做顶层设计了。

二是建立和完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解决有钱后能否买到服务的问题。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要让政府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指政府要兜底弱势群体。同时，对已有的公办养老院要进行改制。否则，民间资本就进不来，因为进来之后不对等，待遇不一样。

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目前，在养老服务领域，市场缺口还是很大的。例如，居家养老需要找保姆或带有医疗功能的保姆服务，但现实情况是合适的保姆很难找到。所以，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只要市场公平竞争，民间资本就愿意流入，这样市场的作用就可以很好发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把税收作为重要杠杆，设计相应的税收政策鼓励相应市场的发育、发展。

要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发达国家养老体系普遍较好，背后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社会组织能发挥较好的作用。这个作用是政府和市场不能替代的。中国将来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这个问题绕不开，它是能否建立一个健康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因素。

保障方面还需哪些配套？

解放新论：我国养老保障还需要作哪些准备?哪些配套?

郑秉文：养老不仅涉及民生，还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因此，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养老，加强养老制度顶层设计。

第一，建立部门间的协作通道。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是民政部管，社会保险是人社部管。但对国家福利而言，两者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进行养老保障模式选择，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确定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的比例，保险属于缴费型，财政转移支付属于非缴费型。如果两者是割裂的，就很难进行模式选择。因此，要确定好比例组合搭配，就必须建立部门间协作机制。

第二，加强养老体系建设。养老体系建设与国民经济有深层次的联系。例如，基础设施投资等是长期的，从资金供给端看，养老保障体系可以提供长期的资金供给。再如，从国际社会来看，养老金是股市的重要资金来源，甚至成为股市中的“定海神针”。如此，就不能只站在养老保障制度立场来看养老体系建设，而需要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视角下来设计。

总的来说，国家层面的养老福利模式选择很重要。一旦选择好了，就可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