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的价值魅力，几乎和其耀眼的光芒一样摄人心魄。 一般而言，贵金属有三大职能，记账手段、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黄金在漫长的五千年国史中，竟然只发挥了最后一项作用，这不由令后人万分诧异。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全球化轨道——虽然颇有点被迫，而在国际金融界已纷纷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铜本位制和银铜复本位制这两种货币体制并行的古怪格局，而且还在向银本位制演化。

●绸缎曾经是流通货币

中国翔实、可信连续的历史记载开始于西汉。查考此时史籍，我们会惊讶于两件事，一是西汉曾大量使用黄金作为支付交易手段，而且价值明确；二是到东汉，官书记录的黄金流通大为减少，换言之，黄金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自此永远退出了交易市场。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有些金融史专家猜测，可能是东汉佛教渐兴，大量黄金被用作涂饰佛像或抄写经书，也有说，此时海外贸易勃兴，使得黄金大量向西方流出。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帛”，即绸缎已经稳定地成为大额支付手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最后写道：“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曾经有人认为，烧炭老人饥寒交迫，给他这些绫罗绸缎，既不能御寒更不能充饥，又有何用？其实，根据从《汉书》到《魏书》乃至《唐六典》的记载，从汉至唐一千年间，绸缎都是货币，而并非单纯的商品。

和贵金属不一样，绸缎不耐储藏。贵金属货币因为不会变质，不会损耗，因此会因民间储蓄而沉淀下来，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准的金银，越容易被民间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货币，愈发劣质，进而引发一些经济问题。而绸缎中含有蛋白质，储存时间过长，便会脆裂泛黄，迫使人们将其尽量用于流通。

所以，西汉盛行一时的黄金并没有“失踪”，只是日渐沉淀于民间的箱笼中、夹壁间，不复流通于市面。

●晚明时期白银大量输入

宋代在经济上的繁盛丰裕，国内贸易的繁荣，使得纸币“交子”得以产生；而因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所以使得中国的官铸铜钱成为整个东亚的通行货币。

宋代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被侵略的弱势，因此需要靠大量的岁币维持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局面。岁币中包括大量的绸缎，绸缎常被搜罗一空。也就是在此时，“帛”作为一种货币，正式退出了金融领域。

而此时中国的富有，吸引了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前来贸易，然后运回大量的中国铜钱在本地流通。如同今天的美国和美元。

明代的币制比较简单，先用纸币，后以铜为本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到晚明时期，由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商人经贸易而输入的白银逐渐成为另一种主要货币。

在明初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金银比值一直维持在1∶6上下。到崇祯年间，已经达到1∶15之多。这是因为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愈发繁荣，白银大量输入导致日渐贬值，从隆庆到崇祯，80年间海外白银输入达三四亿枚银圆，自然会金贵银贱，比值拉开。

1∶15的国际标准直到19世纪末列强都逐渐采用金本位制以后，才打破这个平衡。

●为什么不能确定币制

清朝建国一百年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才恢复到晚明的水平。

但是清朝官方始终没有确定币制。事实上当时国内是银两和铜钱并行，但政府只负责铜钱的铸造，而对于白银的流通要领，并不作硬性规定。

明清五百年间的知识分子，眼界狭窄，不通时务，对于经济、财政、金融尤其隔膜，对于国际金融都几乎一窍不通。

而且，这些高官包括林则徐等不知道的是，此时世界第一强国不列颠帝国已经采取金本位制，对黄金的需求才是其国立金融目标。因此以后的70年间，银价越来越便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制造武器需要白银，银价才有所回升。

当时清廷既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更缺乏这方面的动力。因此，当19世纪中后叶全世界向金本位制转轨的时候，中国显然失去了一个跟上时代潮流的大好时机。

1901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30余年，照说国内不乏精通金融学的人才。但是，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没人提醒一下清廷：银价一直在不断下跌。

自19世纪末世界各国纷纷将手中的银条银圆抛售以换取黄金。这样，金银比值愈发扩大。但《辛丑条约》的中方签订者见不及此，赔款的计算方式用白银，还竟然同意“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之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

这就是金融史上所谓的“镑亏”，即金银比值扩大后的亏空。具体数字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清政府单单为弥补亏空的明确借款就有800万两之多。

在此事的刺激下，一些驻外使节开始考虑更张之道。最早建议朝廷改用金本位制的，是驻俄公使胡惟德。1903年初，在一份奏折中，他认为，“当今环球各国皆以用金矣，而吾国岂可独居其后乎”。

清廷考虑要实行金本位，则要筹集巨额黄金，而当时世界上金本位制蔚然成风，金价步步高企，中国以银换金，可能会更加亏本。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清末中国白银是事实上的基本货币，如果币制和黄金挂钩，白银价格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就会恶性化、常态化，使得海内外商人都会失去投资和贸易的兴趣。

然而，清末讨论了近10年的币制问题，以朝廷确定银本位制而告终，但这一套金融政策尚未展布，仅仅一年半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轰然倒塌。

●回到银本位制

币制问题关系国家金融命脉，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就在财政部下面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荷兰著名金融家卫斯林对中国非常熟悉，清末他就是朝廷的币制顾问。周学熙担任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后，与他反复研究，终于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金汇兑本位制。

但是，袁世凯终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1914年初，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还是决定“谋币制之统一”为第一要务，先确定银本位制，“一俟将来商业发达，再行改为金本位”。

也就是说，从清末到民初，12年来国内外金融家提出无数方案，最后还是采纳了银本位制，和之前不同的是，开始铸造“国币”——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袁大头”银圆，以彰显主权信用。至于金本位制，还算是将来目标。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当时国内政局紊乱，南北分裂，连北洋内部都互相攻伐。中国的币制问题，直到孔祥熙在任时才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