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与“双创”的热潮中，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子基金、企业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由于税收成本过高、退出渠道不畅，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尚未完全调动起来，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匮乏的结构性问题也依然存在。业内建议，未来可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征信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有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进一步释放社会资本活力。

在参与“双创”的热潮中，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子基金、企业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由于税收成本过高、退出渠道不畅，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尚未完全调动起来，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匮乏的结构性问题也依然存在。业内建议，未来可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征信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有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进一步释放社会资本活力。

社会资本活力迸发

“在国家大力推动‘双创’的背景下，以天使、VC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活力被激发，为大批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输送了血液。”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说。

清科研究公布的样本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天使投资案例数同比上升了126.1%，其中第二季度投资案例数环比增加31.2%，所披露的投资金额环比增加87.5%。

“众创空间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创业者与投资者的高效碰撞。”上海原子创投合伙人冯一名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天使、VC投资人的热情使早期项目的估值持续增高，数千万乃至上亿级别的项目屡见不鲜，这其中不乏一定高估的成分，但却是资本热潮的真实反映。”

同时，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上海市嘉定区政府设立20亿元规模的嘉定创投基金，吸引了50家以上的社会投资机构参与，撬动社会资本达200亿元。广州开发区设立了10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达66亿元。武汉市政府也推出总规模10亿元的天使投资母基金，等比例募集社会资本设立天使子基金。

大量较为成熟的民营资本也加入投资创业创新的行列。海尔集团成立了海尔创客实验室，在给创客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利用海尔自身的资源优势帮扶企业成长；百度、阿里巴巴、奇虎360等互联网企业均建立了各自的创新创业孵化平台；浙江省最大的小额贷款公司佐力小贷也增加了向科技型创投企业的授信力度。

此外，拥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个人直接或间接投入创业浪潮。2014年末，安徽舒城县的孙邦才从义乌回到家乡，建立了舒城县“徽网在线”电子商务产业园，扶持当地电商创业项目。曾经营服装生意的温州商人连腾新今年也开始投资移动医疗产业，“很多温州商人都在跨界，除了给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外，也将我们的创业精神和经验传递给年轻的创业者”。

制度性结构性矛盾突出

在社会资本热潮的背后，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依然存在。

第一，创业投资收益综合税负达40%，创投机构盼减负。记者调查了解到，被投资企业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投资人在获得分红后，还要缴纳20%的红利税，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盈利部分的40%都用于缴税。

而对于合伙人制的创投企业，目前仍按照个体工商户的标准征税，由于投资收益普遍数额较大，征税比例大多达到上限即35%。“不仅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且没有考虑到创业投资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行业，失败的投资往往会血本无归，但是投资人的损失部分并不会在计税时被扣除。”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说。

第二，退出渠道受阻致社会资本观望。“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公开发行上市等资本市场链条的健全和融资渠道的通畅，对于企业经营周期的规划，社会资本的健康运作意义重大。”去年下半年通过借壳上市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韩猛说。他认为，IPO的暂停、注册制改革和战略新兴板进程的放缓，加剧了资本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一些社会资本处于观望状态。

第三，中西部社会资本匮乏，推动“双创”的资金投入仍以有限的政府投入为主，很难引进社会资本，且金融等中介机构的匮乏也制约了当地“双创”工作的推进。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上是资金找项目，而在我们这里，资金却是创新创业的一大瓶颈。创业企业即使孵化得很快，达到一定规模后也缺乏资本支持，发展跟不上。”陕西省科技厅副厅长安西印说。据统计，陕西省真正的创投基金只有不到5家。

安西印介绍说，为应对这一问题，陕西省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原定2015年到位5亿元，目前只到位了3亿元，计划通过该引导基金吸引40亿元社会资金的目标也进展缓慢。

推进金融基建破解资金难题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创业创新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未来宜在税收制度设计、资本市场机制建设、社会征信体系、投融资教育等方面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投融资环境，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对“双创”的热情活力。

第一，投资环节宜设定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为创业投资减负。冯一名、上海纽信创投合伙人李悠扬等投资人认为，创投企业具有其特殊性，可以有针对性地设立一些税收政策。特别在投资环节予以普遍性减负，鼓励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直接投资。

第二，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社会资本退出通道。徐小平说，资本市场政策的稳定是现代企业生命周期规划的重要外部条件，不能仅仅因为市场的波动而改变规则。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总经理沈伟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玉玮等也建议，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通过兼并收购、新三板等交易市场的建设，实现创投行业的转型，同时，鼓励优质企业通过门槛较低的新三板向创业板迈进。

第三，有序开放政府数据，完善征信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浦发银行零售业务总监汪素南认为，传统的固定资产抵押的授信模式不再适合互联网时代创业创新的需要，但是信用贷款本身又要依托完善的征信体系，因此，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很有必要。

第四，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担保作用。“政府自己做投资往往效率偏低，可以将政府的钱集中起来设立政策性担保公司，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信用增信服务，方便轻资产的创业企业获得融资。”上海市嘉定区科委副主任周健说。

“此外，资本本身并不受限于地域，可通过向创业者普及融资教育，引导创业企业主动去市场上与社会资本对接，实现创业创新的市场化可持续运作。”周鸿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