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报告很“高大上”，它要呈现在省领导和有关部门面前，共同商议解决，它们是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但它却蕴含着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来自基层，来自民生，来自群众的夙愿。简单来说，代表委员们就是深入基层、把这种声音传递出来的，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有一种报告很“高大上”，它要呈现在省领导和有关部门面前，共同商议解决，它们是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但它却蕴含着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来自基层，来自民生，来自群众的夙愿。简单来说，代表委员们就是深入基层、把这种声音传递出来的，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石宇波委员：被乡镇幼儿园所感动

“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加大对早期教育的关注与资金投入，解决孩子们入院难问题。”今年全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贵州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石宇波在谈到贵州早教问题时，提出了该建议。

在谈到该提案的调研过程，石宇波委员给记者讲了他的亲身经历。“2013年，我们到黔西南州册亨县的坡妹镇调研。那里有一所坡妹幼儿园，是一位外出打工返乡的年轻女孩开的。”石宇波委员介绍到，坡妹镇是当地的人口大镇，但缺水、落后、交通不便等因素长期存在。为此，当地群众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导致坡妹镇留守儿童数量剧增。

“在坡妹幼儿园成立前，当地的留守儿童都处于‘散养’状态。”石宇波委员通过走访了解到，坡妹幼儿园的院长来自贞丰，外出打工后来到坡妹镇，发现很多孩子在马路上跑没有人管，就萌发了开班幼儿园的想法。于是她用父亲给她准备的80万“嫁妆”和自己外出打工的积蓄办了第一所幼儿园。

虽然幼儿园办起来了，但学校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幼儿园很简陋，桌子也是拼凑的，灯光也很暗。很多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他们以幼儿园为家，以院长为父母，李院长这个未婚‘妈妈’却以母亲的大爱关爱着孩子们。”即便很困难，李院长却没向政府要过一分钱。“她仅仅希望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让孩子们用上新书包和新文具。”谈到这里，石宇波委员也被当时的场景所感动。“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

石宇波委员表示，我们经济富裕了，GDP上去了，如果孩子上幼儿园还是难题，也会降低社会的幸福指数。义务教育起码有法规做保障，而幼儿园教育是没有选择的。坡妹幼儿园谈不上师资力量，老师都是外出打工的返乡人员。孩子的学前教育是值得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关心的民生问题。作为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省早教协会负责人，石宇波从2013年就开始关注早期教育问题：“今年贵州省两会，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形成提案。”

在石宇波看来，二胎政策逐渐落实，孩子早期教育问题就更应该得到政府、社会各界的关注。“‘十三五’开局之年，希望贵州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加大对幼儿园早期教育的支持。做好这项长期的民生事业！”

人大代表杨龙仙：加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长期以来，学前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短板”，而农村则是学前教育的“短板”。在基层人大代表杨龙仙的家乡，也面临着这一问题。

杨龙仙来自黔南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甲坝村，目前卡蒲毛南族乡仅仅只有一所规范化的幼儿园，由于该幼儿园教学资源有限，导致卡蒲毛南族乡很多农村适龄儿童没有幼儿园可读，只能将就在一些小学的学前班就读。

“4、5、6岁都在一个班，学期班的老师大都是中专生，教师整体专业素质偏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这两年，陆续有乡里乡亲向杨龙仙吐槽孩子读书的问题。长此以往，杨龙仙开始留意当地学前教育问题。

2015年12月，杨龙仙前往平塘县教育局了解该县学前教育具体情况。“2015年平塘县秋季全县学前教育在园(班)幼儿共9022人，在册幼儿教师322人，师生比为1:32.3，按1:8(每班两教一保)的师生比，还需增加教师800人以上。”杨龙仙认为，随着广大幼儿家长特别是农村边远地区家长对开始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进入幼儿园(班)就读的幼儿人数还会不断增加，教师的缺口也将随之而加大。

此后，杨龙仙多次走村串户、实地调研，与乡里乡亲深入交谈，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

在调研中，杨龙仙发现由于乡镇、村幼儿园教师经济收入过低，以及农村单调、艰苦的工作环境，抑制了高学历的年轻幼儿教师向农村流动，这也导致了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不稳定。

鉴于此，杨龙仙建议：“编制、人社、教育等部门要根据公办幼儿园办学实际，合理核定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有计划分步骤逐年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人员充实幼儿园教师队伍，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相关要求逐步补足配齐各类幼儿园教职工。”

“幼儿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提高学前教育的关键所在，关系到学前教育的长远发展。”在杨龙仙看来，当地教育局可以加强与黔南师院、贵定师范、贵阳幼师对接，采取顶岗实习的方式，大力提升平塘县职业中学幼师办学水平，为当地幼儿园提供合格人才。

另外，杨龙仙还建议平塘县教育局，公开向平塘县待业的大中专院校(包括县职中学前教育专业)以上毕业生发起“幼儿园教育服务志愿者倡议书”，让一些还在待业的平塘籍毕业生参与到幼儿教育队伍中来。

岑仕香委员：只有深入基层才能了解群众所需

“我就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基层调研对于省政协委员、册亨县政协副主席岑仕香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今年全省两会上，岑仕香委员把关注的点放在如何完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上。“比如说农村用电的问题。农村通电但功率不足的现象在我们县普遍存在，一次我在外面调研的时候，正好赶上当地布依族的一个节日，当地一位群众把我请到他家过节。在他家，我看有电磁炉、电饭煲等家用电器，但他却告诉我，这些电器买来一样都不能用。”原来，当地通电功率不足，许多电器都不能正常使用，即便用一会，也会因功率太高断电。“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的扶贫是不是还需要很多细节的完善。”

“现在老百姓有获得感了，但幸福感不强！”岑仕香委员总结到。在她看来，只有通过基层调研，对百姓生活细致观察，才能深入了解百姓所需，才能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出一份力。

“去年年底册亨县通了望(谟)安(龙)高速，但这里也存在一个短板，农村公路建设只涉及建制村、行政村，而自然村寨却没在规划中。”岑仕香委员介绍到，册亨县有23个行政村，但是有938个自然村寨，其中60%多没有通公路。“产业发展离不开路，要想富，先修路，修路才是硬道路么！”

“在调研中，我了解到，当地农民都希望有条好路，把他们的特色农产品运出去。”在采访中，岑仕香委员说的几乎全是大白话，但这些直白的大白话却那么真实，这不仅是她急盼脱贫的拳拳之心，同时也代表了当地群众的心声。

刘晓静委员：解决农村垃圾助力新农村建设

“农村生活垃圾应该走分类利用减量化的路子。”1月25日，贵州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召开的第一天，省政协委员、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刘晓静就带来了她的提案。作为一位环保工作者，她自然将目光聚焦在环境治理上。

当人们都在关注城市垃圾问题的时候，刘晓静委员却把关注点转向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农村的人口群体庞大，但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率比城市低，治理有方可寻。”刘晓静委员说：“我们走了贵州很多地方，政府投了大量资金和精力给村民建污水处理设施、垃圾收集池、转运等，但这些设施全成了摆设，很少有人用，我看了非常痛心。”

刘晓静委员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农村生活垃圾中有40%是可腐烂的，60%是不可腐烂的。“这40%的可腐垃圾可用来堆肥、沼气化等；剩下60%不可腐垃圾又有不少是可回收再利用的。分类利用减量化的路子对贵州农村是非常适用的。”对于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刘晓静委员开出了自己的“处方”。

说起这个“处方”，刘晓静委员用“机缘巧合”来形容。去年11月，她在参加党校学习时调研了杭州周边农村。“那里的古貌和文化保存得非常好，乡村味道很浓厚。村里的道路设施都十分干净。”通过实地走访和参观学习，刘晓静委员了解到，杭州周边之所以干净是当地采取了垃圾分类的方式，减少了垃圾排放。“它们还在当地聘请农户做保洁员，一个月工资2500元，既不耽误农活，还能赚些外快，农户们也非常愿意。”

“杭州可以，贵州为什么不能呢？”从杭州回来后，刘晓静委员加快了调研的步伐，赶在今年全省两会上提交该提案。

“错过‘十三五’，农村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解决起来可能更加困难。”刘晓静委员希望“十三五”期间，相关部门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在“啃”城镇垃圾处理这块硬骨头时，更加关注农村垃圾处理，用分类利用减量化的方式助力美丽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