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平稳收官，2016年继续爬坡—“挂低档，稳油门”。

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注：创1990年来最低)。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0%，二季度增长7.0%，三季度增长6.9%，四季度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0863亿元，比上年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274278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341567亿元，增长8.3%。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

对此，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平稳收官，2016年继续爬坡—“挂低档，稳油门”。

章俊称，全年经济基本达标：统计局公布4季度及全年经济数据， 4季度GDP同比增速6.8%，比3季度略降0.1个百分点。但环比折年率则从3季度的7.4%下跌至6.56%，反映4季度经济依然疲弱。在此基础上，全年经济增速达6.9%， 符合之前的预测，但略低于年初政府设定的7%的目标。这是自2014年以来连续第二年低于年初国务院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在过去20年中仅有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经济增速没有达标的现象，即便是在2008-09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之际，经济增长依然维持在8%的目标值之上。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以经历和面对的“三期叠加”延续时间可能比预想中的要更长，困难程度要更高。此外，2015年GDP名义同比增速仅为6.4%，隐含 GDP平减指数为负值，这也反映了2015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通缩压力(更多的反映在上游行业).

章俊指出，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速从2014年的15.7%下跌5.7个百分点至10.0%。其中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出现明显下滑，由于库存高企及销售平淡，新开工房屋面积同比增速大幅回落，造成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从2014年的10.5%大幅跌至1.0%；而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及海外需求周期性疲软导致部分制造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工业生产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14年的8.3%下滑至6.1%，因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也从2014年的13.5%回落至8.1%。而固定资产投资三驾马车中唯一相对稳定的依然是基建投资，2015年全年同比增速17.2%，相比2014年的19.8%仅略低2.6个百分点左右。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希望通过拉动基建投资来对冲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下滑，从而达到稳增长促改革的目的。

章俊表示，2015年年内国务院发布及部署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和刺激消费，希望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并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事实也的确证明消费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0.7%，略低于2014年的11.9%。除了传统消费依然稳健之外，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很多新消费热点开始涌现成为消费在整个经济周期下行背景下依然能保持相对平稳的关键。 例如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015年同比增速达31.6%，说明消费习惯和业态也在发生改变。

章俊认为，2016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之年，改革的推进犹如爬坡，不进则退。通常而言，驾驶员在遇到陡坡的时候会挂低档以增加扭矩，同时稳住油门保持速度。我们认为政府在今年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操作，才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避免硬着陆。具体而言，就是在“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积极稳定需求，避免经济大起大落。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定下的五大任务的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如果得以落实，对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潜在负面冲击，因此我们预计经济增速会在2015年6.9%的基础上再下一个台阶，至6.5%-6.6%左右。

“对此首先是基于我们对中央对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速定在6.5%的理解。我们认为6.5%是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底线，而非目标。因为(1)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速要维持中高速增长以实现到2020翻一番的目标，以及确保过剩和落后产能出清的过程中就业不出大的问题，从而为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话。(2)中国经济面临双重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萎缩的挑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和人口拐点到来的时间点过于接近，在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进入人口红利拐点造成”未富先老“的局面，并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维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增长依然是十三五的重要任务。因此在我理解6.5%是底线，而同时隐含的7%的目标。目标不一定要完全达到，但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其次是基于对具体政策的判断：我们能预计201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维持在10%左右。(1)中央和地方政府会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中的高铁，城铁，地铁等，以及地下管廊建设。其中铁路建设总投资规模在十三五可能会到到达到3.8万亿；而地下管廊建设每年能拉动1万亿左右的投资。而为了鼓励固定资产投资，除了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之外，大幅调低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例如铁路/公路/城市轨交从之前的25%下调为20%；机场/港口从30%下调为25%。(2)鉴于房地产投资是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和整体经济的重要拖累，因此政府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去库存来帮助房地产投资企稳，重点鼓励合理房地产消费，包括首次购房和改善性需求等。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会在2016年由负转。(3)随着工业4.0的深入推进，产业升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制造业投资的企稳，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去产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反映在五大任务中的“补短板”， 也就是“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4)消费依然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器，特别是随着消费升级，很多新消费增长点的出现，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对传统消费的拖累。(5)出口的转型更多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为提升这些国家的工业水平，提高人民收入来创造条件。短期内对国内产能相对过剩的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的消化和转移有帮助，未来这些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也逐渐会成为中国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的出口对象。

“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预计2016年可能会有1-2次降息，目的是继续服务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大任务中关于‘降成本’的阐述。但鉴于我们判断美联储在去年12月首次加息之后，第二次加息最早会在6月，因此上半年全球经济相对平稳，因此今年上半年是降息窗口，不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较大冲击。但我们今年降息的次数相对有限的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美联储未来如果连续降息会造成中美利差收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的压力。 降准次数可能较多，但主要开始要看资本外流的压力，因为目前央行降准更多的为了对冲资本外流造成成流动性紧缩的问题。如果美联储加息幅度和强度不如预期，资本外流压力减轻的话，降准的迫切性就不是太高。2016年政策看点很大程度上都在财政政策上，特别是最近财政部提出需要反思‘3%的赤字率和60%的负债率’给了市场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看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和城投债发行的收紧，的确在客观上造成了偏紧的财政政策，这也直接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到位率偏低，增速一路下滑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下半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启动以及政策性银行发力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目前从处在后货币宽松时代的全球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有从货币宽松向财政宽松转向的迹象。”章俊说。

章俊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就是政策层面的不透明所造成的市场误读，例如央行目前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市场的沟通和预期管理不够充分，从而导致在和美元脱钩转向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时候，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虽然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依然相对困难，会继续停留在L型底部，但只要宏观政策应对有度，下行风险总体可控。 第二就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以及美联储加息节奏，以及欧洲和日本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取向。 其中如果包括欧美日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复苏超预期导致货币政策集体转向，那将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主要体现在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的压力加大，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及伴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而这一切都有可能会向实体经济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