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力的接续还有待时日，市场高度寄期望于改革。

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个周期，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位于“三重断裂带”中，即全球化的断裂带，增长模式的断裂带和改革的断裂带。

老式全球化3.0(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的高峰已经过去，现在美国的需求开始内卷，不论是制成业回归还是能源逐步自给，都使得它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势能快速下降。根据IMF测算，危机以后全球的潜在增长率永久性地丢失掉了2个百分点，这抑制了外需。

中国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就是GDP锦标赛，每个地方政府都形成为了增长而竞争的强烈动机，现在这个动力下降很快，变成了水至清则无鱼的状态，胡萝卜、大棒貌似全部失效。原来的游戏规则和玩法可能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抑制了内需。

新动力的接续还有待时日，市场高度寄期望于改革，有些改革确实非常快，比如金融体制改革，还有财税改革都很快，但其他的改革较慢，特别是增加供给，提升有效需求的改革，例如户籍、土地、国企改革，一快一慢之间就有衔接问题，就可能存在风险释放。

2015年宏观政策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微调和微刺激，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性金融机构定向支持经济薄弱领域，以及降准降息和适度贬值来激发需求和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但总体而言，由于触点较多，也较为分散，因此效果仅仅是缓和了经济下滑的速度，并不足以稳住经济下滑的趋势和市场的预期，特别是经历了年中到目前的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和汇率的贬值，这正在产生巨大的资产负债表重估效应，影响到国内居民和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预期稳定。

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每一重断裂带都对应两个核心风险，包括增长断层下的动力继续缺失、信用风险快速积累；改革断层下的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不够协调、多项改革进程存在反复和停滞；全球化断层下的美联储加息的潜在影响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

预计2015年GDP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行至6.5%-6.7%，经济大概率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延续弱势，但有望企稳，预计全年增速在10%左右。由于制造业投资也是内生的而且受制于产能去化，新产业的投资规模短期很难替代传统行业。预计2016年制造业投资的增速大概在8%左右，更多的增长支撑还是来自于地产和基建。房地产由于库存的进一步去化，投资可能出现弱企稳，但是近两年新开工面积的持续下滑，可能导致2016年上半年在建投资进一步萎缩。20-34岁这部分购房主力人口比重未来将持续下滑，房地产的刚需下降。预计房地产投资维持在3%左右的增速水平。基建可能会提供更多增量，一方面2015年以来政府稳增长措施的时滞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部分缓解债务压力，以及国开基金点对点的资金投放等，都或将在2016年开始见效；另一方面，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民生改善等政策执行力度可能会加大。按照目前社会融资规模的同差变化来看，基建投资有望在2016年小幅反弹。预计2016年基建投资增速大约在18%左右。

消费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可支配收入，二是边际消费倾向。近几年居民消费和厂商消费的上升增长动力一方面受到消费倾向提高影响，表现为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受到新消费模式影响，表现为政府推广电商模式。展望201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不大，因此居民消费水平主要还是受消费升级影响。预计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10.8%。

出口海外市场的弱复苏可能会略有好转，但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实际提升的滞后效应可能又会对复苏的程度打折扣。2016年有三个不确定因素左右着外需。首先，美联储加息进程对全球经济有着较大影响。其次，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最后，美国主导的TPP和TIPP试图重新塑造国际贸易格局。预计2016年出口增速大约-2%。进口增速与内需有关，2016年进口增速大约-15%。虽然人民币仍有贬值空间，但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下降。当一国出口占到全球13%-15%时，出口提升将触及天花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2016年来自资源国的风险需要特别警惕，有较大的概率会爆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这可能不再是尾部风险。根据世行的数据，2014年除俄罗斯外，巴西、澳大利亚、南非和加拿大的国际收支均处于逆差状态。俄罗斯虽然国际收支仍然为顺差，但整个顺差规模在下降，一度掌握大量石油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多年积累的储备可能在几年内告罄，油价的任何负面冲击势必影响到它们的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而美联储的加息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根稻草，除家底还比较殷实的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外，它们的整个金融体系很容易遭受“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汇率贬值-资本外逃-汇率进一步贬值-资本外逃加剧-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这类的金融冲击。

这种风险可能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爆发，而一旦局部风险出现，在全球经济脆弱复苏过程中犹如伤口上再抹把盐，这种蝴蝶效应将波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进而影响到发达经济体。这必将再次引起全球金融市场新的完美风暴，加上目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恐怖主义更可能火上浇油，这将是危机的第三波，其杀伤力未必小于前两波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

2015年政策的基调是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因此我们继续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突破3%-60%的红线约束，迅速大幅度降准和降息来完成货币宽松，以及一定幅度5%-10%左右的汇率贬值。

最后特别的，认识到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重建激励机制和适度分享，笔者强烈建议建立一支10万亿量级的补短板基金(或者叫公共服务均等化基金)，主要为未来可以落户城市的1亿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以完成1万亿农民工安置(人均10万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投向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兼顾公共住房，旧城改造，智慧城市等。让农民工进城落户就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分享，通过对于教育、公共服务的投资，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需求。以前是硬件，现在是软件，以前是制造业现在是服务业，开放然后进口替代，民间再创新，提升供给品质。

最后，扩张中央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和整个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通过向全球发行人民币标价的中长期国债来实现，这会同步完成六大宏观部门内部的杠杆转移和再平衡，并且向世界提供稳定的无风险储备资产池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下必须集中全部火力，这既是需求侧也是供给侧，直指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的城市化，它全面满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如同火箭筒，它能够轰开需求，供给，结构，预期，信心和估值的坚冰，为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带来充沛的动力。

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