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既着眼中国城乡发展大局的总体重构，也是国家城市化已有理念、政策、战略、规划的集大成。

“有过咒骂，有过悲伤，有过赞美，有过荣光。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37年前，差不多和第二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同时，朦胧诗人舒婷发表了这首《致大海》，直觉感受到未来生活将发生巨变。可以断言，她当时绝对想不到，在此起彼伏的“咒骂”“悲伤”和“赞美”“荣光”中，“乡土中国”已变为“城市中国”。

中国自古是诗的国度，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从诗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37年后召开的第三次，同时也是“升格”了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第一句诗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新中国的城市化，主要经历了前30年的“政治型城市化”和后30年的“经济型城市化”，两者均有成败和得失。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成”，是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和奋斗的基础和母体。最大的“败”是“政治”压抑了“经济”。

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目前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顺利抵挡了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最大的“失”是现代工业损耗和污染了大自然，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

它们造成的共同问题是“不协调”和“不均衡”，既制约了城市创新和绿色发展，也影响着城市的开放和共享发展。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一方面针对“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矛盾，强调了顺应城市发展“自然历史进程”的解决机制；另一方面明确了“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直接回应了在当下不时回潮的“以小城镇为中心”“逆城市化”及“丑化城市美化乡村”等错误认识和倒退思潮，揭示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必定是以城市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句诗是“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国”已蔚然可观。

尽管这37年没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但以2013年中央首个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等代表，各种贴着中央、国务院等“红头”的会议和文件表明，全国性的城市政策政令颁布、资源资金配置、工作部署和推进，实际上一直高频率、快节奏、目不暇接地推进着。如全局性和综合性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区域战略，也包括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农村建设规划编制等。

此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既是着眼于对中国城乡发展大局的总体重构，也是对国家城市化已有理念、政策、战略、规划的集大成。

这集中体现在会议从“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出发，以“五大层面与领域”和“十五大因素与关系”为主体形态，首次为新型城镇化描绘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架：一是在“城市工作”上“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二是在“系统性”上“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三是在“发展持续性”上“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四是在“宜居性”上“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五是在“积极性”上“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按照“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原理，这可以说是为应对目前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和“城乡不协调”问题，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

第三句诗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和古人在相对封闭有限的空间中有本质不同，由于我们在生产生活中获得的感觉、经验、数据、材料和案例只是“一大堆”素材，用什么方法去观察，用什么理论去分析，用什么标准去评价，往往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建设及相关领域，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方法和标准，对此比较客观的评价是“毁誉参半”。其“功”在于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和现代化，其“过”则在于由此形成了对西方的理论依赖、方法依赖和价值依赖。如城乡规划中普遍存在的“千城一面”和“去中国化”，就和西方这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外脑”密切相关。

西方城市理论与方法的主要问题，一是对中国“了解窄”，他们一般比较了解“北上广”，且主要是通过文献和媒体，对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了解却非常有限；二是“了解浅”，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现代一百年的情况，而对几千年来形成、积淀深厚、结构复杂的中国社会土壤所知不多。

这是很多西方理论在西方讲得通、行得通，但在中国实践中却往往变形、变质、适得其反的根源。例如，交通治理、垃圾分类等，在西方城市很成功的经验、技术和机制，引进中国后，不是无法落地，就是很快“故态复萌”。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一亿人口国家的城市问题和需求，与一个十亿人国家同样的问题和需求，在形态和机制上的复杂性以及在应对处理时需要组织、动用、管理的资源和人力，是绝对不可以按照1:10这种简单类比思维来设计和配置的。

“十三五”时期，如何才能通过理论创新摆脱对西方“纸上”理论与方法的崇拜和依赖，同时通过深入到火热而痛苦的中国现实中，寻找到中国城市化的真理和规律，是决定我们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