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各地,印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频率举办中印双边论坛。和6年前相比,密度几乎是之前的十倍。
1月13日上午10点,准时召开的印中商务论坛现场挤满了人,最后排和左右两侧临时增加的椅子也被占尽,晚到几分钟的与会者只能站立聆听。
对于中国和印度在投资领域的合作热度,现任印度外交部投资和技术促进司代司长高志远(Nagraj Naidu)深有体会。
“记得2009年,这样的(双边合作促进)活动一年大概做5次,到了2010年变成10次,2011年是25次,现在是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就办类似的活动。”在当天的论坛上,高志远这样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印度新任驻沪总领事古光明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今在中国各地,每个月都有2~4场中印双边合作的促进活动,“今天在上海有活动,过几天还要去温州办”。这意味着,现在举办印中双边论坛的密度是6年前的十倍。
“印度制造”仰赖中国投资
2016年的第一场印中商务论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任行长卡马特(K.V.Kamath)的亲自到场与发言为之增色不少。和以往更多由印度官方罗列投资印度的好处这种“硬广告”形式相比,该论坛专门设立了企业家座谈会,邀请到了多名已在印度有多年投资经验的中企代表,包括华为、正泰集团、海立电器以及中车南车浦镇车辆的董事长和总裁们来分享经验。
卡马特表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获得更可行的方案,这与发达国家不同,后者的很多方案都可能因成本太高而“水土不服”,而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将会更合适。对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来说,中国在农业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这四个方面尤其值得借鉴,“以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为例,这就够我们忙上20年了”。
代表印度外交部推介印度投资机会的高志远在当天的演讲中用了详细的统计数据来展示印度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不同领域的投资机会。有意思的是,在每介绍一个行业之后,他都会用诸如“还在等什么”、“机不可失”以及“巨大的机会正在等待着你,就在你的邻国”等颇具感染力的语言来做结尾,让整个演讲形成了有趣的排比效果。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预测印度未来的市场。因为此时的印度就像是90年代的中国。因此中国企业其实有个最佳的角度来理解印度的机遇。目前印度的GDP有65%来自于服务行业,光靠服务业并不能满足就业,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如今提出了“印度制造”。印度要发展制造业必须“仰赖”外资并主动与中企合作。
去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期间,中国向印度承诺未来5年投资200亿美元。据印度方面统计,2014年4月以前,中国对印度的累计投资只有4亿美元,而截至2015年6月,该数字已增至近12亿美元。
六大机遇中企必须抓住
在印度中国企业商会的秘书长黎剑的印象里,2014年起,进入印度的中国企业突然增多了。高志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的确处在中企进入印度考察的高峰阶段。他提出,“印度制造”主要关注25个行业,其中的重点行业包括互联网、零售业、电子产品、纺织业、铁路建设和可再生能源等。
第一,印度互联网和电商行业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印度人口很年轻,有7~8亿的印度人口是25~35岁之间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既需要就业,也需要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一庞大人群会成为未来的消费主力军。这机会大家必须抓住。”
高志远补充道,印度有1.8亿的手机用户,3亿人会通过电脑上网。“3~4亿人口明天可能就会买智能手机。另外政府也在把宽带推广到乡村中,计划确保5万个乡村都能用上网络。这也将会带来电子商务发展的机会。”
他举例说,中国的Vivo手机将取代百事可乐成为印度2016年的IPL板球大赛的赞助商。而华为也采取了类似的机会,赞助了当地的足球团队。
第二,印度的零售业刚刚兴起,并已向外资开放。“2020年数万亿美金的收益将在零售业产生,15%来自实体零售店。这个领域开始允许外商的投资。鼓励中国的品牌来到印度投资,同时还可以电子商务的经营。”高志远称。
第三,印度电子行业还有3亿美元的增长空间。据高志远说,2020年,印度电子产品的进口量可以达到4亿美金,而目前只有1亿美元。与此同时,印度政府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政策。
第四,印度纺织工人的平均月薪只要700人民币左右。更低的人工成本是印度纺织业的优势。高志远表示,印度是传统的纺织业国家,盛产亚麻,同时也是全球服装的生产大国以及第三大的纤维市场大国。
目前,在印度投资的中国纺织企业,10%~15%来自于长三角地区。
第五,印度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巨大。在不久前的巴黎气候峰会上,印度提出的INDC(国家自定贡献预案)表明,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从现在的30%增加到40%,由此需要在2022年增加175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其中,印度计划在2022年前实现100吉瓦的太阳能装机容量。
印度政府正在为这些领域的投资者提供关税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及如太阳能工业园区这类的基础设施支持。
第六,印度铁路建设需要中国企业的帮助。中企已经帮助孟买建立了城市地铁。目前,印度300~3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以及160~200公里时速的中高速铁路都在计划之中,已引起了中日两国企业的关注和竞争。
在印度“闯荡”的中企经验
华为进入印度已有16年。华为副总裁姚为民在参加上述论坛时表示,以前是讲“你应该去印度以及你应该做什么”,但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问题,下一个问题应该聚焦在“如何在印度投资”。
在姚为民看来,华为在印度投资积累了四点经验:第一,进入印度的中企除了要有一个及早的行动,更要有一个长远的承诺和规划。第二,在印度的中国企业之间不应该相互厮杀,而应该加强合作。第三,印度的法律完善,企业必须合规运营,遵从法律。“不要怕用法律保护自己和做生意,该打官司就该打官司。这既是经验也是教训。在不同的法治国家,该用法律武器就该用。”
第四,要做到上述三点,离不开专业的人才。“本地化是任何一个企业的必经之路,是正确的并且应该做的。应该学会使用专业的外部资源。” 姚为民提出,要聘请律师和会计等专业人才来做专业的事,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和问题,长期来看反而是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的。
海立集团董事长沈建芳总共去了16次印度。他认为,印度具有很大的人口红利。“印度平均人口年龄比中国小10岁。中国是37岁,而印度是27岁。因此印度人口存在红利。”
他也提到了印度是法治健全的国家,而法律和政策的稳定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另外,印度具有很强大的中介服务体系和资源,充分利用这些将会大大提升效率。
“开始我们担心,在印度建东西太慢了。最后我们利用9个月把企业办成了,所有流程都交给中介来办。一年里38个许可证都是中介办的,报关、招人都是交给专业机构办。”
说起印度的员工,沈建芳认为印度人的信仰让印度员工鲜有妒嫉和攀比心理。因此其实并不难管理。当然,印度工会的势力强大,这是中企在印度将会遇到的挑战。
高志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中国企业应该注意印度的文化差异,在这点上,可以多向已经在印度获得成功的日韩企业学习。
他举例说,在深圳和广州等地,员工习惯住在工厂的宿舍,因为外地人较多。而印度人并没有这个习惯,他们更喜欢回家住。注意到这个特点,一家在印度投资的台湾企业就专门准备了很多大巴车送印度工人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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