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办中国公益研究院，到创办国际公益学院，辞官五年，王振耀在不断“迭代”。现在他正面临一场大考，是市场和资本对他的考验，更是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对他的考验

王振耀从民政部退休一年多，有大把时间读书看报喝茶，时常到公园里散步。如他的许多老同事一样，退休官员的晚年生活从容安闲。这是王振耀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的一番想象。

他想象，因为他并未拥有这份闲适。

2015年11月12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简称“公益学院”)对外宣告成立，这是中国首家独立的国际公益学院。由比尔·盖茨(Bill Gates)、瑞·达利欧(Ray Dalio)、牛根生、叶庆均、何巧女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并由其各自代表的五家基金会捐资设立。

仪式上，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向同是创始人的王振耀授予院长聘书。王振耀迈步上台，就此迈上自己新的事业阶梯。

五年前，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创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简称“公益研究院”)，之后，“院长”成为别人对他最常用的称谓。现在，“院长”之称不变，但已添新义。

院长大不同了。他的老朋友、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说，“王振耀在不断升级，一直在‘迭代’。” 选择与被选

无论称之为“下海”或是“上岸”，五年前的辞官之举是王振耀主动选择了时代。此次就任公益学院院长，则更像是他在时代的发展中被选中。他自己也很“意外”，“与瑞·达利欧和那么多中美慈善家有如此大的项目合作，直到两三年之前我还没想过。”

瑞·达利欧是美国富豪，对冲基金桥水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私人财富超过百亿美元，已签署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倡议的“财富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同时，他也是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创始理事。他与王振耀结缘，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儿子马修·达利欧(Matthew A. Dalio).

15年前，16岁的马修在美国注册成立中国关爱基金会(China Care Foundation)，筹款救助中国孤残儿童。

瑞·达利欧很关心马修在中国开展的慈善事业，常到中国看望马修，有机会，他便与王振耀见面交流。“马修最开始在中国救助孤残儿童时，王振耀还在民政部任职，他给马修提供了很多帮助。”

王振耀并未过多在意这位美国富豪。“我觉得他是跟马修来的，父亲视察儿子的工作。仅此而已。”

如今回想，王振耀觉得瑞·达利欧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考验”他。

2010年，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投身民间公益慈善。他创立公益研究院，业务涵盖专业研究、公益教育、公益交流与倡导等内容，提供公益咨询服务，开展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从5人的小团队起步，公益研究院很快进化为一支专业队伍，如今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公益研究机构之一。

2012年，瑞·达利欧告诉王振耀，“你的团队中，每一个人都让我觉得可信。”他说，他想出资支持，推动中国公益慈善发展。

近些年，中国相关政策不断放开，民间公益组织在成长壮大，主流企业家也开始将公益慈善纳入视野。透明度、专业化、国际化、商业思维、社会投资、善经济??那些公益慈善参与者，正在用新的理念、新的主张塑造中国公益慈善的未来样貌。如果说公益学院的成立是应运而生，那么，2013年王振耀与瑞·达利欧碰出的念头，便是该学院最早的一次胎动。

那年春天，王振耀赴美，顺道拜访老朋友瑞·达利欧。对方重提支持一事，王振耀抛出两个方向：支持具体项目，或开创意义更大的事业。鉴于瑞·达利欧的情怀与财力，王振耀向他举了一例：洛克菲勒家族为中国捐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瑞·达利欧的助理向老板强调，不是让他真的建医学院。“Ray听了有几分钟没吭声。”王振耀回忆，“过了一会，他说，他知道，当然不是建医学院。的确应该做影响深远的事，既然做，就要向洛克菲勒家族学习。”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成了二人关注的主要方向。

一年以后，仍是春天，王振耀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遇到刚刚回国的马蔚华。马蔚华见面便说，“我刚从美国回来，正找你呢。”

他告诉王振耀，此行美国与瑞·达利欧见面，他已接受对方邀请，参与在中国创办一家公益学院，培养公益慈善领袖。他转述瑞·达利欧的意见，希望王振耀能带领公益研究院组成工作团队，进行具体策划和筹备工作。

美国方面，瑞·达利欧邀请比尔·盖茨加入，他们早就相识。关于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对他来说亦师亦友。“盖茨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邀请他加入并不困难。”中国方面，马蔚华奔走牵线，与工作团队协作，联合了牛根生、叶庆均、何巧女三位慈善家。

王振耀、马蔚华和五方出资人及其代表组成筹备工作组，再由王振耀在公益研究院基础上搭建工作团队。经两年筹备，在中国深圳这片开放的土壤里，他们终将初期的一个念头落地。

王振耀仍是“王院长”，但多了一份事业。多年来，他参与推动公益慈善进步，进步的结果反过来作用于他自己，让个人与时代的发展彼此成就，互成因果。

回顾过去五年，他很欣慰，“中国公益慈善整个架构形成了，未来还会不断完善。与我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我在这里头贡献了。” 一夜失眠

早上六点起床，中午短暂午休，夜里12点就寝。辞官以来，王振耀太忙，没空失眠。

他周一到周五打理公益研究院的业务，节假日还要参加公益组织的活动。“这些机构要避开工作日邀请嘉宾，活动一般都是在周末或者节假日举行。”

9月的一天，王振耀忙碌如常，但他心绪难平，终于整夜未眠。

公益学院筹备阶段，筹备工作组共开了9次例会。与此同时，王振耀也带领工作团队着手具体事务。

“最开始我们想在北京做，后来上海方面也向我们发出邀请。”最终，他们选择了深圳。

马蔚华曾任招商银行行长，而深圳正是招商银行的起家之地。马蔚华对深圳感情很深，也知道深圳的开放创新环境对公益学院意义重大。

2014年年初，马蔚华与王振耀碰面后，便将筹办公益学院一事转达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此，深圳方面兴趣浓厚。

王振耀回忆，“当时的深圳民政局局长杜鹏觉得，深圳已经有‘慈展会(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了，不能让这个学院落到别的地方。”因此，筹备工作组的工作重心开始向深圳倾斜。

设立公益学院需要举办单位。2015年7月中旬，工作团队开始申请注册深圳市亚太国际公益教育基金会(简称“亚太教育基金会”)，得到深圳民政局的“一路绿灯”。9月12日，该基金会正式成立。通常要三个月才能走完的程序，仅用了一个月。

亚太教育基金会的成立，让王振耀意识到了巨大压力。“这回动真格的了，真的要做了。”

亚太教育基金会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五方合作，共同出资设立。以此为平台，每家基金会每年捐资200万美元，约定持续出资5年，支持公益学院建设发展。

不久前的8月，东方园林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何巧女对外宣布，将向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捐出个人持有的价值30亿元的股票，就此成为又一位大额股捐的大陆富豪。她说，“我们希望亚太教育基金会是一家可持续的基金会，有大量的资源。因为我们(创始人)没人希望只是小打小闹。”

如何巧女所言，此次参与在内的中外慈善家都是谋大事者。

筹备工作组并未考虑与高校合作建立公益学院，他们希望公益学院能独立决策，自己掌控命运。王振耀称此次合作为“机制性的两大文明的无缝对接”。 他与五方出资人目的一致，公益学院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益教育事业”。作为首任院长，他责任重大。

那天夜里，他设想着公益学院令人激动的未来，以及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题，一夜没能入睡。难题很快便来了。

比尔·盖茨和瑞·达利欧得知亚太教育基金会在深圳成功落地，提出11月中旬相约一同来华参加公益学院成立典礼，一下急坏了王振耀。只剩1个月时间，筹办公益学院需要深圳教育局的前置办学许可，要民政局颁发民非登记证书，学院落地深圳前海，还需要前海管理局批准。“各种手续准备，中间再有假期，至少也要3个月。1个月可能吗？”

马蔚华再与深圳方面沟通，得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特批，三大局特事特办。“给了很多政策性优惠和便利，很快便批准了。”王振耀所说的“很快”，快到从提交申请到批准，前后只用了20天。

2015年11月12日，公益学院成立发布会如期举办。

王振耀感慨，“开放有多厉害！深圳开放的大网像打鱼一样，把比尔·盖茨、把瑞·达利欧，把这些慈善家，统统像鱼一样网在里面。” 并非一穷二白

16年前，王振耀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政府管理硕士学位。当时非营利组织管理就是特别重要的一门课，在公共管理相关课程中，这门课大概占比40%。

“怎么能占这么大比例？” 王振耀很不解，“弄这个干啥？主要应该是政府管理才对。”

他偶尔去旁听，从救灾救济角度出发，觉得中国“好像不太需要”。

即便是16年后的今天，企业管理者对公益的理解仍很单薄，社会组织百万年薪难觅优秀高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公益慈善力量仍在等待，等政策再做突破，也等专业人才出现。王振耀至今觉得遗憾，非营利组织管理是中国早就该补上的一门课。

做公益研究院院长的5年里，王振耀致力解决这一问题。公益研究院最初开设的公益讲堂、讲座至今受众已有上万人。

2013年，公益研究院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合作，开设“国际慈善管理EMP班”，培养优秀慈善机构管理者，现已开办4期。

今年春，公益研究院的“全球善财领袖计划”也宣告启动，这一计划联合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中法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东西方中心等全球知名机构，受众是中国最具资源和创新力的高端财富人群。社会创新、影响力投资、艺术慈善、家族传承都是其重要的教学模块。但又不止于此，它更是一个富豪转向慈善家的交流互动平台。瑞·达利欧已出资500万美元支持该项目。

包括EMP、GPL项目在内，公益研究院所有有关公益慈善教育的内容，未来都将移植到公益学院。此外，社会企业家项目(EMSE)也是公益学院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

王振耀创立公益研究院之后，中国陆续出现一些“慈善学院”及社会管理人才培训项目，侧面反映了行业人才需求。

“大家能办的事，我就不办了，不要跟大家形成平面竞争。” 现在，王振耀想更深入一些，通过公益学院尝试新的突破。

为公益学院设定战略方向，是王振耀最为重要的工作。培养谁？将学员培养成怎样的人才？以何种方式培养？公益学院要承载哪些内容？王振耀为这些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

公益学院目标在于培养榜样型慈善家和高级公益慈善管理人才，它要立足国际，建立新型慈善知识体系的专业型智库。教学方面，将采用学术指导、实践引领和访学研修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学员进行综合培养。慈善家、公益慈善组织高级管理人才是主要受众。

“这家公益学院甚至可以叫社会创新学院，打通商业跟慈善，让二者彼此融合，培养大量的社会企业家，实现创新。这将为社会进步带来更大的效果。”徐永光告诉《中国慈善家》。王振耀对此很认同，“我们主要培养公益慈善组织高级管理人才，兼顾培养企业家去发展社会创新，永光的定位是对的。”

王振耀用5年时间见证了中国富豪群体正在进行中的转变，公益研究院一直重视企业家向慈善家的转型，为大量企业家及其创立的基金会提供一对一长期咨询。这也成为公益学院与其他公益慈善类教育机构和培训项目形成差异化定位的经验积累。

要实现差异化，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公益研究院大量的国际资源优势凸显。

《中国慈善家》记者与王振耀见面时，他正站在电梯口与一群外国朋友话别。“刚刚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副院长，来跟公益学院洽谈合作的。”王振耀说，类似的合作有很多。

公益研究院创办时，可谓一穷二白。五年中，国内外开设公益慈善相关专业的著名高校、大型公益慈善机构、慈善家族等资源大多被公益研究院囊括。王振耀已将公益研究院打造成了一座桥，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民间公益慈善交流的最重要渠道。

包括巴黎政治学院在内，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斯坦福大学、罗格斯大学、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国际名校，都是公益学院的合作单位。导师资源、学术资源以及合作机构甚至国际慈善家族的积累，让公益学院一诞生便具备了国际化的高起点。

“这五年我们基本探索出了一套新的知识结构。要知道，形态变了，光讲课背下来，不行，还得有案例，还得有实践导师来讲。这两个还不够，你得去看、去参与。住到洛克菲勒庄园里，体会百年慈善家族的文化。”王振耀说。 从领导到“打工”

从离开民政部那天起，王振耀就从未停止自我批判和反思。从前，他是手握权力的规则制定者，五年来，他在民间创业，过程中努力破除旧我。当他决定接过公益学院董事会颁给他的院长聘书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完全市场化的考验，接受资本的考验。

如马修所言，在民政部工作时，王振耀是与众不同的。马修见到的，是王振耀的温和。王振耀的老朋友提起他时，常常会用“特立独行”来形容。

“那时候脾气很急，”王振耀摸了摸已花白的头发，笑着，“救灾火急火燎的，三下五除二，说动就得动。这个黑脸谁来唱？司长来唱。”

他曾参与推行低保制度。2010年9月，他接到任务，需要把一笔15亿元低保款发放到位，除去年底报账、封账所耗时间，仅剩月余。

“行？不行？录像，建档。”他让来京的各省民政厅正副职干部对着摄像机表态。“从未有过的，那年‘十一’全国民政系统停止休假，加班。”工作如期完成。

做领导，很多时候一句话、签个字，事情或许就办妥了。他曾推动建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应对了汶川地震。“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都来学习。”

相比于自下而上的成长，自上而下的建设效率无疑更高。王振耀在民政系统工作22年，辞职初期，感到明显不适。这种不适源于他难以一时摆脱的官员习惯，也因为民间组织的不成熟。

在公益研究院，他带领一批年轻人创业，很多人刚刚入行，业务要从基本技能训练开始。“连怎么做表格、写编号都要去培训，什么都来问你，你什么都要管。”烦了，他也发火、瞪眼睛。他总提醒自己，这就是民间组织自我建设的过程，之所以辞官，就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

最近几年，他发火的次数明显少了。公益研究院走出去的年轻人，已经进入国际机构。“还把人家国外机构里面非专业化的倾向向人家数落一通。”

公益研究院不是院长一人说了算，讨论重要事项，王振耀会把团队召集起来，大家都谈谈想法，表表态。“他们把材料拿来，说院长你定吧。我才不定呢！研究院的机制就是，大家讨论、共同决策。”

公益研究院的决策机制或许是一个良好过渡。

公益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包括董事会主席马蔚华、院长王振耀在内，董事会现有7位成员，另外五位是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创始理事瑞·达利欧，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耿明，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方仪，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

“我是受聘，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打工的。”王振耀说。

王振耀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我希望公益学院能拿到授予学位资格，未来五年办成一家综合性的公益大学。”他知道这难度太大，“先趟出一条路吧。” 迭代

从成为学者型官员至今，王振耀很少用外行难懂的专业词汇与人交流，但也同时保留了官员讲话时常见的圆转。尖锐的问题，他就轻轻绕开，似乎回答了，似乎没回答。

对于未来公益学院董事会某项决议与院长的办学理念产生分歧时如何解决，他说，“一般不会。”

被追问，“如果这种情况真出现了呢？”

他又答，“分歧不可能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尽量沟通，我相信公益慈善界的这种智慧。”

王振耀的圆融、温和是派上了大用场的。

五年来，王振耀一直在为民间公益人和公益机构提供各种帮助。他的顾问、理事头衔多得难以计算。在很多场合，都会看到他微微蹙眉，语重心长地告诉对方事情怎样处理才更妥当。

任司长时，他对民间草根机构也有很多意见。“又没钱解决问题，又爱找麻烦。” 当他自己参与民间组织建设，他终于发现，双方相互的不理解，都是因为缺少沟通产生的误会。

一次筹款活动上，他告诉一个做自我介绍的民间公益人，不要称自己是“草根”，“你直接说你的专业能力不是更好么？”对方没领会，他就几次三番提醒，“搞得在场人都跟着着急。”

他曾问一些态度激烈的草根机构人士，“你是准备买枪吗？”对方回答不是。他再问“那你是准备组党么？”对方回答说没有那个想法。“太好了，你这两个想法都没有，那就合作解决问题。”

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提到王振耀时曾评价，“王院长就像民间公益组织的‘大妈’一样，他自己也不为什么利益，每天苦口婆心，就怕你绕了远。”

“大妈”的形象包含着温和、好心肠、爱唠叨。事实上任司长时的王振耀便是如此，只是他的同事少有机会见到这一面。

2000年，马修为了救助中国孤残儿童，在美国注册成立中国关爱基金会。2001年，该机构的项目在中国正式运行。

当时，中国距《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还有三年，“民间公益慈善几乎不存在。”马修说，“我试着跟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打交道，对于一个才16岁的小伙子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这一年，王振耀就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在马修这个外国小伙子印象中，“王先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表现出了当时中国官员对年轻人稀有的信心和期望，“他相信那些年轻人能改变未来。”

如马修、永源基金会一样，接受过王振耀鼓励与支持的民间公益人很多。王振耀的经历，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民间、政府与学术界的良好沟通者，三方都不排斥他，他的表达，更容易被接受。

民间公益人将徐永光和王振耀视为最为重要的引领者。王振耀不肯居高，他说，“徐永光是我的导师，是他领我入门的。他做公益慈善的时候，我还不大懂。公益学院发布仪式上他勉励我们，钱要用好。我说，好。”

“钱要用好”，是王振耀面对的众多考题之一。公益学院刚刚建立，即便它定位高端，但这毕竟是中国的一次创新实验。学习，恐怕是公益学院短时期内的重要工作之一。对于院长王振耀来说，即便他有5年的积累，但毕竟是首次担任董事会领导下的公益学院院长。适应，是他短期内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计算机程序设计中，“迭代”即是“不停代换”，是用不同的数值来代替同一个变量，重复反馈过程，以更为趋近目标。相当于软件升级，为的是更良好的用户体验。

王振耀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他曾为自己带入不同数值。有些变了，有些没变。

现在，他正面临一场已经开始的五年大考。不仅是市场和资本对他的考验，更是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对他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