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想要以史为鉴，那么不需要走得太远，邻国韩国就是很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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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早些时候，市场已经清楚的表明，虽然中国在努力的去改革规模庞大的、主宰经济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对国企改革不买账。在政府批准了两家船运集团的合并后，周一，这两家国企的上市子公司蒸发了超过8.5亿美元的市值。投资者似乎是青睐于那些中国并不感冒的事：仅仅是对国有企业的结构进行调整——让国企的管理更专业，邀请私人投资者进入，兼并亏损的公司——这并不能把国企打造为一个举世无比的公司。

如果中国想要以史为鉴，那么不需要走得太远，邻国韩国就是很好的证据。20年前，韩国最大的公司也有同样的问题，就像今天中国国企具有的问题一样。当由家族管理的大企业，即所谓的财阀并不是由政府拥有时，首尔的金融界大都认为这些家族财阀企业“太大了，不能倒闭”，因此这些家族企业总会受到政府的支持。这样一来，不管表现如何糟糕，债务水平有多高，不管业务规划有多么愚蠢，少数几个大公司总能吸取国家经济资源。虽然诸如三星，现代和LG在内的大企业一直在梦想能与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对手进行正面竞争，但它们的产品被认为是二流的——并且它们产品的价格也较低，这符合它们的名声。

今天，韩国的财阀企业已经成长为了全国冠军，而中国也想它的国有企业成为这样的全国冠军。如今，三星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现代汽车因其质量而著称，而LG在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上也有着不错的形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政府，银行和公司之间的三角关系。在韩国高增长时期，韩国高层政策制定者，财阀首脑与主要银行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三者之间的联系推动着信贷进入受青睐的行业，创造了高投资的条件，从而带来了不错的增长率。但是到20实际90年代时，这个系统开始对经济起到反作用。由于具有了得来很容易的资金，财阀们从没有变得具有真正的竞争力。企业的经理人，由于没有受到银行家或是利润要求的监管，在不盈利的项目上浪费了资金，而让经济资源中更具生产力和创新力的部分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0.00%]危机瓦解了这些惬意的关系。在那个时候，韩国人把亚洲金融危机经历看成是他们国家遭受的羞辱。这个经历迫使韩国不得不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但是今天，那次危机被认为是一个必要的魔鬼，它为韩国铺垫了舞台，让韩国跨步进入了真正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银行不再受到国家的影响，具有了更加严谨的会计标准；这鼓励着银行去进行更加聪明的放贷，以一个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分配资本。韩国政府阻止了财阀下属企业在贷款是各自相互担保，这让实力更弱的企业更难以存活。

一旦没有了救济，财阀们就只能依靠自身了。财阀们把精力都集中在了具有优势的行业上，在这些优势行业他们能与国际竞争对手竞争。这通常意味着削减职员和出售资产以精简业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韩国把其研发开支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增加到了2013年的4.1%，这是中国的两倍。

虽然如此，韩国财阀的改革远未结束。财阀企业的创始家族经常会置少数股东关心的问题于不顾，并且还会偶尔在自我而不是商业意识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在监管巨头方面，政府也采取了十分温和的立场。8月份，韩国总统朴槿惠赦免了几名商业领袖，包括SK集团主席崔泰源。崔曾因挪用公款而被监禁。在赦免崔泰源时，朴槿惠告诉她的内阁称，这些商业领袖的天赋“对我们面临的任务——经济复苏和工作岗位创造来说”是必需的。

北京的计划离韩国已经做到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国的增长模式同样取决于上述三者之间的协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像是不久之前韩国的财阀一样，它们正在吮吸着国家的资源但却产生着不如人意的收益：据西班牙对外银行11月的一份报告，中国国有企业攫取了所有贷款的80%，但它们的资产收益率却只有私有企业的三分之一，外商企业的一半。

但是中国却并没有解除这些排外的政府-企业联系，并没有去相信市场以让公司的运营更具效率。

韩国也曾有一段时期像及了今天的中国，那个时候韩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导人都认为韩国的增长模式代表了经济管理的一种最高形式，而忽略了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攀高的债务水平，疲弱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公司数量过多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毁灭了这个神话，许多财阀企业破产了，或是解体了。中国可能不会陷入类似的危机，但只要中国把国家控制和经济稳定性居于公司改革之上，那么其经济将会面临同样的扭曲。

如果没有抹除国家和企业之间旧有的联系，韩国就不会变成今天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从不会获得韩国一样的成功，除非其做到和韩国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