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落成的新四军纪念园

 记者张 顺

“职统率万众，誓在陈代军长、刘政治委员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讨伐日寇、汉奸、亲日派而奋战到底!”1941年4月5日，李先念在洛阳九口堰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向全国通电就职，由此掀开了新五师抗击敌寇波澜壮阔的新一页。

A 美国记者走进洛阳九口堰

1940年4月23日，美国合众社在重庆发出一电讯：“美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随华中中国游击队旅行凡十八阅月，于今日在此宣称：日本永不能统治中国之沦陷区域，遑论征服全世界。史女士指陈：自汉口沦陷迄今一年半，日人所控制者，仍为公路及有城垣之城市。史女士并称：某次华游击队袭击汉口，渠曾随往……渠曾于去年八月在日军后方担任红十字会员，据渠所称，日军士气于去年业已大丧，目下当中国进攻时，日军辄取守势，日军除集合数百人之大队，再辅以全副武装及重炮外，从未敢轻易以少数人离其驻防地点。日军最恐怖者为与华人为肉搏战……史女士离皖后，又曾加入鄂北之游击队，该游击队在鄂境之战斗，颇得民众之援助，整个军队均呈坚强统一之象。鄂北之游击队，并未受国家之津贴，纵使配备恶劣，而仍能击败伪军，而使日军不敢越出城外。”

这则电讯，为我们认识当时的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从1929年来华，亲眼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史沫特莱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担任了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为解决中国军医缺乏的难题，史沫特莱大力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著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理察·布朗、印度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等，都是在她的影响下来中国参与援华抗日的。1938年10月，她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1939年年底，她随一支新四军小分队来到了随南白兆山，见到了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等。

在合众社的这则电讯中，史沫特莱以自己的见闻与亲身经历，向全世界宣称：日本永远不可能统治中国。

史沫特莱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抗日力量，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浴血奋战，以伤亡40多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中国政府投降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敌后抗日战争，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同时中共鄂中区党委在随县长岗店熊氏祠成立，陶铸任统战部长，并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当局代表在长岗店谈判协商，达成举办“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成立“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协议。不久，训练班在熊氏祠开学，在陶铸的主持下，学员200多人，3个月结业;同时，创办“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大力进行宣传工作。

陶铸等共产党人在大洪山地区辛勤“播种”的时候，李先念也从延安来到了豫南确山县竹沟。

1939年1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抽调新四军第4支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 (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随后陆续汇聚豫南、鄂中、鄂东抗日武装，先后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即主动向鄂中地区日伪军发起攻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据1940年7月的统计，从1939年春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内，挺进纵队主力对日伪军的战斗达280余次，击毙日军610余人，伪军1250多人，并开辟了豫南四望山、鄂中的京山、天(门)汉(川)湖区和襄西以及鄂东大小悟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支队支队长的周志坚，后来在《创建白兆山根据地的斗争》的回忆录中，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与洛阳九口堰的“缘分”，有如下叙述：

“为了取得在鄂中地区发展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合法性，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李先念同志带了一个警卫员到随县均川，会见鄂三专署专员石毓灵，由陶铸和许子威同志陪同，先念同志在均川杨氏祠同石毓灵进行谈判，石毓灵本质上是反共的，所以在谈判中态度暧昧，但又不敢断然拒绝。既然没有公开反对，也就是默认，谈判的目的基本达到……”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想见当时敌后抗日形势的复杂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要想取得一个“合法”的抗日阵地，也要费尽周折、历经艰险。

1939年12月，李先念率领部队，进入洛阳九口堰地区，开辟了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

B 挺进纵队转战随南白兆山

白兆山不仅仅是一座山，新四军五师开辟的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其内涵与外延，都远远地超出了现在地图中标注的白兆山。

薛太昌、胡立志在 《随南白兆山考释》一文中认为：“随南白兆山系大洪山的余脉，即大洪山向东南伸延的一条支脉。以白林寨为轴心……中心区在太平寨、罗山寺、围山一带，地跨随县、京山、安陆、应山四县，方圆百余里，其中大部分在随县南部。”

这是地理上的说法，还有当时历史背景下所“约定俗成”的事实，“大量的中央、中原局、新四军军部、五师电报，历史文件、历史地图、敌伪档案资料及参加过活动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回忆录证实：随南白兆山乃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鄂豫边区这一特定区域的一个政治、军事实体。它是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创立的一个特定的地区，并非单指某一狭小的山头。”

薛太昌、胡立志根据中央军事博物馆陈列的抗战时期历史地图考证，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的五万分之一历史地图中的“白兆山”的标记，皆位于随南罗山顶的白云寺，而当年新四军第五师的司政机关正是设在白云古寺脚下的九口堰孙家大湾。薛太昌、胡立志推论，随南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本来设在九口堰，在与敌、伪、顽三角斗争中，为了掩敌顽之耳目，转移其进攻目标，而把“九口堰”改为敌伪占领的“白兆山”。

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在《开辟随南白兆山根据地的历史作用》的回忆录中，回答了“为什么一定要在随南白兆山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一问题：武汉沦陷以后，鄂豫边区就成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线。日寇占领武汉后，企图继续向南阳、襄阳、宜昌进攻，而随县境内南有大洪山，北有桐柏山，南能控制江汉，北能挟制中原，阻止日寇的西侵。这样，随县就成了鄂豫边区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而随南白兆山不是孤立的小山，是大洪山向东南延伸的大支脉，以随南为主体，地跨安陆、应山、京山、钟祥等县边界，形成方圆百余里的丘陵地带，树林密布，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是个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但白兆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

据周志坚在《创建白兆山根据地的斗争》一文中的回忆，1939年6月，中共鄂中区党委会议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武装部队，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方有可能应付多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地位。”

刘少奇的电示，体现了对当时复杂局势的深谋远虑。河南省确山县竹沟，曾是中共中原局、河南省委等领导机关的驻地。刘少奇离开竹沟前指出：“竹沟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目前蒋介石特务和河南地方当局正在策划进攻竹沟的阴谋，为了加强敌后工作，应当逐步撤退。”并指示将豫鄂边、鄂中、鄂东敌后的武装部队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由原来的政治反共转向军事“剿共”。11月，在豫南制造了“竹沟惨案”，攻占竹沟。虽然中共河南省委、地委机关安全突围，但在战斗中，有20余人英勇牺牲，20余人负伤，医院中的疗养员、中原局印刷厂工作人员惨遭杀害，30余人被俘虏。许多抗日的进步群众被杀害，上百人被绑架。

这是蒋介石在华中地区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大、小悟山反“围剿”战斗中，由于顽我力量悬殊，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打得十分艰苦。刘少奇电示纵队:“在京、应、安陆的部队亦应依据敌情的变化，积极向大洪山随南一带发展”。

周志坚回忆道：“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纠结两万多人，向我鄂东根据地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巩固我抗日根据地，挺进纵队组编后，即回师东进，参加保卫大悟山的斗争。1940年6月7日，刘少奇同志电示：‘大悟山既不能守，当以不固守为宜，纵队发展方向应暂向路西。’”

于是，李先念率纵队主力西进，打响了开辟随南白兆山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斗。

1940年6月，李先念率挺进纵队平汉支队一、二团及纵队八团向白兆山进军，向国民党顽军杨弼卿部发动进攻，一路主攻洛阳店围山，一路向贯庄、柳林店方面警戒，迅速将孔家湾、杨家湾顽军据点分割包围，歼其大部，其残部向软脚岭方向溃逃，一举拿下围山，继而攻克洛阳店。此战活捉顽军团长杨弼卿，缴获各种枪支400多支，铲除了开辟白兆山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随后，挺进纵队一团乘胜追击，在洛阳软脚岭将土顽严叔端部包围，并展开政治攻势，严与我军有统战关系和抗日要求，即率部100余人枪反正，参加革命抗日阵线。接着，平汉支队一、二团进攻京山县平坝，全歼伪军丁巨川、谢占奎部，缴获各种枪支200多支和大量的军用物资。丁巨川是伪军大队长，日军退走后命其驻守平坝。

至此，开辟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的战役全线胜利，宣告根据地的创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移驻洛阳九口堰，纵队领导机关及其直属单位野战医院、抗大十分校、兵工厂、被服厂、挺进报社编辑部、印刷厂等，也相继进驻随南白兆山中心地区洛阳九口堰一带，九口堰成了鄂豫边区的指挥中枢。

1940年6月20日，根据地各界代表于洛阳店怡和楼民主选举成立了随南军政联合办事处，行使地方政府权力。挺进纵队也由“竹沟事件”前的几百人枪，驻进九口堰不久，发展到10个团，成为拥有1.2万余人枪的主力兵团。

C 五师将领通电建军九口堰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种种攻击和诬蔑，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等突围后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在重庆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声讨。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第五师，任命李先念为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为参谋长。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新四军第五师1.6万余人的部队整编完毕，组成三个旅，两个纵队。4月5日，五师全体将领于洛阳店九口堰通电就职。4月10日，五师领导机关、驻白兆山的第十三旅和第一纵队指战员，在九口堰孙家大湾前河滩上召开了整编誓师大会。分散在京山、安陆、大悟等地的第五师下属部队，也同时举行了誓师大会。

此后，五师以随南白兆山九口堰为指挥中枢和后方基地，胜利地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反击顽军三次“围剿”的斗争。

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牵制了日军西犯，也是顽军东窜“清剿”的障碍，敌伪顽视为心头之患。日伪的“扫荡”、顽军的“清剿”一次接一次。

京山县坪坝是随南白兆山根据地的南大门。日寇从1940年7月10日起，先后三次进犯坪坝，企图重建坪坝据点。为了粉碎敌人阴谋，五师胜利地进行了三次保卫战，迫使敌人放弃了重占坪坝的企图。

顽新二军暂十五师盘踞随县刘店，李先念指挥我军二、三、十团及地方武装，连续攻下青林寨、白莲寨、天宝山、火烧寨、龙耳山等顽军阵地，直取刘店街，歼灭新二军一个团大部，击溃第六纵队的两个支队，大灭顽军气焰。

为阻止顽军的“围剿”，五师决定给反共最坚决的国民党暂一师以打击。1942年6月5日，我军反击进占随南圣场(现为郑家河水库淹没区域)的顽军暂一师。经激烈巷战，收复圣场，全歼顽军暂一师第二团第二营。

据随州市新四军研究会李克申、胡世健的研究文章《随南白兆山根据地是鄂豫边区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随南地区与应山、孝感、京山、钟祥、安陆、随县城镇敌据点相望，在襄花公路、京应公路、宋应公路点线上均有日军据点，如京山的日军将其魔瓜伸向三阳店、雷公店、平坝等处。随南地区直接抗击日军两个半师的兵力。还有伪武汉绥靖军叶篷部的伪军第三师，一部驻随县，为日方经济掠夺、“以战养战”所驱使，配合日军出动扫荡，对我云、孝、安、应等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掠夺、蚕食等。我军为保障抗日根据地安全和联系，于1940年7月、9月、10月，纵队首长指挥连续三次进行了平坝保卫战，拔掉了日伪打进我根据地腹地的一个楔子;1941年8月师首长派13旅周志坚旅长率37团、39团各一部挺进汉、孝、陂地区，恢复政权，建立武装;接着攻克日据点孝感城，夜袭广水李店，威慑武汉之敌;1941年底至1942年2月，又是周志坚率37团，配合王海山旅长率领15旅发动围歼伪和平定国军1师汪步青部的侏儒山战役，连战皆捷，歼灭大量伪军，开辟了川汉沔地区抗日根据地。

D 中原突围浴血奋战耀史册

1942年夏天，新四军五师在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取得了反“围剿”胜利之后，五师主力奉命暂时撤离九口堰，向鄂东转移。1945年4月，李先念指挥部队在洛阳店歼灭敌军别动队一个支队，再次恢复了白兆山根据地，重新进驻九口堰。从1939年12月至1942年6月以及1945年4月至9月，新五师官兵在九口堰战斗生活达3年之久。

时任五师参谋长的刘少卿，在其回忆录《白兆山上留忠魂》，深切地缅怀战友黄春庭，怀念在随南白兆山根据地的战斗与生活。

1942年1月，盘踞在随县柳林的国民党曹勖部约2000人，企图趁春节将到之时，进犯白兆山根据地，抢劫人民群众财产。五师即命抗大十分校副校长肖远久和副政委黄春庭率部配合当地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迎击曹部。战斗一打响，抗大十分校的学员、警卫部队和随南游击队，英勇作战，仅一个回合，就将来犯之敌打得溃不成军。但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黄春庭，却中弹牺牲。黄春庭的追悼会，在洛阳胡家河抗大十分校校部举行。而几天之后，他跟着祖母讨饭长大、已13岁的儿子黄屏，找到胡家河抗大十分校，却再已见不到父亲。

一个个共产党人，都如黄春庭一样，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投身于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之中。难怪史沫特莱评价“鄂北之游击队，该游击队在鄂境之战斗，颇得民众之援助，整个军队均呈坚强统一之象。”

而史沫特莱所言“鄂北之游击队，并未受国家之津贴，纵使配备恶劣，仍能击败伪军，而使日军不敢越出城外。”正道出了新四军五师(豫鄂挺进纵队)在如何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军民同心，克敌制胜。

时任五师卫生部医务主任乔明志在 《回忆鄂豫边区及新四军第五师的卫生工作》中，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为了培养卫生干部，他们晚上点三四根灯草的小油灯编写讲义直到天明，教室、手术室都利用村庄的祠堂，以门板代替黑板，两张方桌代替手术台。随南地区流脑流行，他们当即采取措施，药品很少，就用石灰等进行隔离消毒，并组织群众用中草药进行预防。孙家大湾农民孙绍南妻子患乳腺炎，五师医院立即免费进行手术治疗;一个农民脚被扎破得了破伤风，送到医院已经昏迷不醒，医院立即组织抢救治疗，直到他康复出院……而群众也是竭尽全力支持新四军，腾住房、下门板搭病床，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转运、照顾伤病员。

没有“国家之津贴”，新四军第五师自力更生，动员群众一起生产自救。1941年夏秋，根据地遭受多年未遇的严重干旱，五师和边区党政领导在洛阳店召开“开展‘千塘百坝’运动”动员大会，发出“有田出米，无田出力，以工代赈，救灾恤邻，兴修水利，消灭旱情”的号召，凡是可以利用的河流沟泉，一律根据地势筑坝蓄水。在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和大生产运动中，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和群众一起挖渠筑坝，军民齐心奋斗，夺得粮食丰收，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

而正是这样的军民“命运共同体”，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抗战期间，新四军五师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对日伪军主要战斗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反正官兵4.3万多人。在日伪顽夹击中，第五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余人，民兵30余万人;边区扩大到鄂豫皖湘赣5省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1300万人口，38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派代表到大悟山，接受李先念将军之命令。新四军五师立即动员全部力量占据辖区内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命令日伪军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并在指定地点集结，否则予以消灭。在10余天的受降中，新四军五师毙伤俘日伪军3500多人，攻克中小城镇12座，使这些沦陷区的人民重见天日。

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将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与自湘粤边北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359旅主力)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妄图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我中原部队主力。中原军区命令部队从26日开始，在防区内秘密集结，抢在国民党军向我发动总攻击之前，于29日冲破国民党重兵封锁的平汉线，实行战略转移。

中原解放军经过中原突围和突围以后的外线作战，保存了主力部队约两万人，还有一大批经过严峻考验的优秀干部。这为尔后战略反攻、重返中原、向全国进军，增加了重要的骨干和有生力量。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评价中原突围：“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1947年5月28日，党中央致中原部队慰问电：“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