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指出，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并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日前在解读《建议》时指出，户籍改革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关键，所有省份需在年底前出台户籍改革方案。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城镇化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背景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成为“十三五”城镇化的核心目标，而这同时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将成为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主力因素。

深化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一直是发展中大国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的课题。”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日前在解读建议时指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认为，“十三五”城镇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城镇化高速度发展的顶点时期基本过去，速度型要变成质量型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城镇化由高速变成中低速、有的地方进城人口的动力大大降低、农村土地荒芜、城市土地粗放发展、房地产下行造成原先依靠土地财政支撑的城镇投资乏力、设市制度多年基本没变。他认为“十三五”城镇化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建议》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所有省份需在年底前出台户籍改革方案。”在徐绍史看来，户籍改革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关键。他指出，“十三五”最需要做的便是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只有农业转移人口有了城镇户籍之后，享受城镇的就业、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这也是让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条件。就目前来看，已有25个省(区、市)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

以广东为例，广东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300万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广东城镇落户”;湖北方面，提出“努力实现5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内蒙古则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400万左右农牧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与此同时，各省市纷纷提出积分落户政策。

此外，《建议》还指出，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对此，徐绍史表示，今后仍将加快“三挂钩”机制，以调动城市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积极性。“三挂钩”就是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中央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转型 房地产主导增长模式待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五”将一改过去以房地产发展为主导的思想。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日前在2015金融领袖高峰论坛上便指出，未来我们需要放弃或者抛弃速度情结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

“长远来看，中国的确需要去房地产化，房地产要从支柱位置上逐步退下来。”原住建部部长仇保兴在近日由清华大学举办的公开研讨会上说，当前中国的人均房产约在33至35平方米之间，接近法国和日本水平，房地产投资比例逐步下调很正常，持续大幅增长肯定会出大问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未来必须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增加服务业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以预期，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之后，旅游业、医疗卫生、传媒出版等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会有大幅提高。

“过去粗放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过去城镇化发展模式，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双重推动，导致部分地区房地产过热，出现严重的结构性过剩。

李铁表示，在很多三四线城市，包括部分二线城市，都出现房地产过热现象。2014年以来，由于过去集中发展，这些城市房地产库存严重积压。与此同时，因为存量房的积压，有的城市甚至一亩土地也未能卖出，这也使严重依赖土地的地方政府财政大幅收缩，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上述现象均表明，在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下，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员张立群则指出，在去房地产背景下，注重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十三五”的重点。“过去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加深。”他说。

《建议》提出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即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挖潜 户改红利提升经济发展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其关键在于户籍改革带来的红利。他预计，若户籍制度改革充分成功将可以提高1%至2%的潜在增长率。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康俊亮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人口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所在。

康俊亮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去年按照常住人口，达到了54.77%，按照户籍人口，则还不到37%。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70%以上，因此我国城镇化还将持续较快推进，今后还有大量的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带来的住房、汽车等各种基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市场巨大。

徐绍史也表示，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户籍人口达到45%，这意味着，每年城镇化率将提升一个百分点，一千多万人落户。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十三五”中国城镇化趋势是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只要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制度加快，人口城镇化规模达到50%以上将带来巨大的潜力。

李铁表示，农村还蕴含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潜力。“劳动力过剩是长期趋势。”他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劳动被统计为城镇人口2.5亿人，大概有10至15年的劳动剩余期被闲置了。16至45岁是最佳的劳动年龄，到45岁基本就返乡了，可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就业黄金期是25至54岁，如果提高到60岁，还有15年的劳动时间可释放，再乘以2.5亿人口，我们会有多少时间，能折算成多少劳动力?没有人算过。所以，从劳动剩余时间就说明，我们的劳动力还是过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