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有文化传统很强的地方往往是一种束缚，移民在进入到一个陌生社会后，原有的传统在新环境下找不到根基，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框框，创造力更能被激发出来。”

对于创业者来说，世界越来越像是平的了。

“移民甚至难民往往被视作是消极的现象，我们的职责就是扭转人们的思维定势。他们其实像鸟儿一样，对世界进行探索，找到更好的去处。”去年，Mirela Sula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来到英国伦敦。她曾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杂志管理人之一，今年她在英国完成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创办了《移民妇女》和《全球女性》这两本杂志，帮助难民女性创业。

“边缘人”的创新力

来自巴西的Rafeal Dos Santos在21岁的时候开始学英语。如今，他在伦敦有了自己的企业，帮助难民成为企业家，还由于为难民社区所做的贡献获得了英国政府颁发的企业家奖项。

这些移民甚至难民的创业故事只是全球人口流动大潮中的沧海一粟。

“移民创业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五分之一的技术创新公司是由移民创立的。”聊起创业，Mirela热情满满，她甚至引用了乔布斯这一叙利亚移民的例子。“过去一年中，全英国的企业中，有14%是由移民创建。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40%。”

移民作为“边缘人”的创新能力不容小觑。“在原有文化传统很强的地方往往是一种束缚，移民在进入到一个陌生社会后，原有的传统在新环境下找不到根基，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框框，创造力更能被激发出来。”一名长期研究浙商的学者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举了几个例子：前几年，一些浙商去非洲做纺织生意，和当地酋长关系很好，他们发现那里的自然资源很丰富，且正是国内非常需要的矿种，拿到了几万平方公里的采矿权。还有一批此前在非洲做工程建设的国企工人，发现非洲当地土地肥沃，很适合种蔬菜，当地需求也很旺盛，就全家移民过去种菜，获得非常高的回报。

也有不少老外选择来中国创业。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带上我成天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中国在几十年后一定会发生巨变，我应该到中国来见证这一改变。”来自加拿大的Mark Maclntyre在2008年来到中国，从事的第一份职业是医疗记者，如今他运作着一个专供医疗界人士获取专业资料的微信平台。

“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每一个经济体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都会从模仿起步，后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中国现在就有层出不同的新创意和新公司出现。”同样看好中国创业前景的还有来自荷兰的Philippe Teunissen，此前他在俄罗斯的创业项目失败，四年前他来到中国，目前在运作一个企业创新管理的云平台软件项目。

还有创业者看到了在中国上海围绕跨国企业人才的巨大创业机会。来自北欧的Rina Joosten-Rabou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服务，在人才市场可以得到深度应用。

异乡者的痛

从洗盘子开始，华人在欧洲的移民开起了餐馆、超市，做起了贸易，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受过更好教育的第三代也正在创造更多代表未来的创业故事。

“但浙商移民创业的质量仍值得探讨，发展潜力不是很大。海外浙商总体发展水平不如国内浙商。”一名研究浙商的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受到能力限制，一方面也受移民国的产业环境和移民政策影响，很多行业移民不能进入，例如金融、电信、资源等。

在中国的外国创业者也有一些难迈的坎。

早些年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提醒Rina，在中国，要非常灵活、随大流。如今她更深刻地意识到，作为外国人在中国很难把产业做得很大，在中国一定需要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且关键的时候“关系”对一家公司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创业环境竞争非常激烈，作为一个外国人，不知晓中国的市场情况，而且消费者、技术、创新速度前所未有地在发展，所以必须吸收本土的东西，建立非常好的资源网络。”Philippe说。

来自南美、在美国长大的Sebastian Martin则是这样解读“人脉网络”：“国外的人们会觉得中国的‘关系’更多是送礼、吃饭，甚至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用美国，其实是通过关系产生影响。其实关系不仅对中国人适用，对外国人也适用，因为在外国我们也要建议人际关系的网络，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这对于我们创业非常重要。”

除了这些隐形的壁垒，有一些障碍显得更直接。

Sebastian告诉本报记者，在香港设立公司一两个礼拜进行审批后就能获得营业执照，而在上海这个过程有可能会长达6个月。

“在中国创业，必须要有在线的服务，建立自己的网站，就必须要有一张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的许可证(ICP证)。要获得这样一张证书，有哪些规定，北、上、广这三个城市的部门机构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Mark说。

Sebastian更直接地遭遇了“拆迁”之痛。他的咖啡馆原本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房主突然告诉他们决定搬迁。“我毫无选择，必须选择其他场地，找一个类似的较好的场所来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