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今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言表示,从测算表明理论上来说,中国户籍制度比较完整的改革能够使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
据了解,有5位外国前政要、20位外国专家学者、100余位中国学者和企业家参加议题为“中国与新兴市场”的“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外国专家学者包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地区银行的现任或前任行长和高级官员。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美国新兴市场论坛共同举办。
蔡昉表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城镇化目前已经达到了54%,这里的城镇化率是指这种常住人口。但是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有户籍制度,按照户籍计算,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38%。现实的城镇化和户籍的城镇化两者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
据数据显示,在2008年到2014年期间,农民工中年龄偏低的人群,数量和比重都在下降。年龄偏大的,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的比重是从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40岁以上人群的比重是明显的提高的。现在这个趋势,如果说农民工不能解决身份的问题,到了40岁以后就要回去,如果回去的人比进来的人多,就可能出现逆城镇化。进而经济增长减速又会加上一个更进一步的下降的因素。
蔡昉指出,如何防止城镇化的可逆,实现习总书记说的,要让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能就业和创业,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能只有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是6.9%,与过去的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降了很多,这是潜在增长率,要适应它适度的减速。但是,潜在增长率不是命运,未来将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有来源,来源就是说改革红利。
蔡昉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的显著的部分,被称之为“立竿见影”“一石三鸟”。测算表明理论上来说,户籍制度的比较完整的改革能够使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也即是未来假如潜在增长率维持在6%,那么如果户籍制度充分得到了改革,增加一个百分点,甚至是更多,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这是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血药须通过推进改革以变成现实。
蔡昉列举出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两项明显效果。一是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提高。那么,农民工是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农民工,让他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
二是让他有更好的制度条件。能够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那么资源重新配制的效率,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就会继续的显现,除此之外1.7亿的进城农民工,还有在这个数字之外1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加起来有2.7亿,如果这部分人改变了他的身份和消费模式,变成了像城里人一样的消费,可以想象,内需会提高多少。因此,这个效果将非常明显。
对于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蔡昉简单总结为以下两点。一要认准户籍制度改革是必须推进的。因为不是按照理想模式说应该怎么样推进,而是说应该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挑战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这个要下定政治决心。
二要有政治智慧推进这个改革。为什么推进这个改革?怎么做?现在大家看到改革好像还没有及时的推进,原因是在于说能够直接的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谁应该支付这个改革的成本、谁能够得到改革的收益。
蔡昉还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表现为1-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个改革红利,不是被每一个地方政府均等得到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要由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城市政府去具体的支出。简单说,就是要让户籍制度的改革的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的分担。同时,让改革的红利,潜在的红利能够预先有确定的期望值,能够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的分享。只有这样才会实质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持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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